这事最近又被翻出来聊，是因为钟镇涛当年在ViuTV《大星讲》里那段访问被截成了短视频。他在节目里说得很清楚，拍《九星报喜》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背后有这一出。原话是：“原来最初是八星报喜，是哥哥叫黄百鸣让我参演，至两年前黄百鸣说起才知道。”
两年。一部戏拍完，上映，下片，他都没听过张国荣提一个字。
先把当年的账摆清楚。1996年钟镇涛夫妇借款1.5亿港元炒楼，1997年金融风暴，房产贬值，贷款本息滚到2.5亿港元。1998年借贷到期还不上，五栋豪宅被没收作抵押。同年《九星报喜》拍摄上映。时间线卡得很紧，破产程序还没走到法院那一步，但财务窟窿已经明摆着。
一个欠着两亿多的人进剧组，在当时的香港电影工业里不是人情问题，是账本问题。剧组用他，债主会不会找上门，票房会不会受影响，这些都是要算的。张国荣的算法不一样，他没跟黄百鸣谈钱，谈的是把片名改了，阵容扩一星，让钟镇涛以演员身份进组。
给工作还是给钱，这是两码事
从心理动机看，借钱和给活干，落在欠债人身上的重量完全不同。借钱是把自己摆到债主的位置上，对方每见你一次就矮一截。给工作是把对方放回“劳动者”的身份里，你出戏，我出角色，账结在片酬里，谁也不欠谁人情。
钟镇涛后来在访问里补了一句，张国荣“多年来也没有开口问我关于婚姻或财政状况”。不追问，不确认，不当面提“我知道你惨”。这种处理方式在娱乐圈的人情账里很少见。大部分帮忙要留痕迹，要对方记着，要圈里知道。张国荣这个操作反过来，连当事人本人都瞒了两年。
黄百鸣那边也没找到公开反对的记录。制片人的算盘和演员的算盘本来就不在一个格子里，一个算风险，一个算这个人还能不能站起来。从结果看，片子1998年2月14日上映，钟镇涛的名字回到了海报上。债没还完，但找他的活多了。
破产期间的生活费精确到百位
2002年10月法院正式裁定钟镇涛破产。破产期间的生活限制精确到数：每月住宿4000到8000港币，饮食2000到3000港币，理发和置装合计500到800港币。一个演员，理发的钱有上限，买衣服的钱有上限。
在那样的框里，一份片酬不是锦上添花，是让他继续站在片场而不是躲在朋友家客厅。钟镇涛在TVB《StarTalk》专访里回忆低潮期，原话大意是有工作就做，拍的那些片质量差到离谱，但为了两餐为了家，没得挑。这话说得实在，没有修饰。
两年后才知情这件事本身就有信息量
钟镇涛是在两年后听黄百鸣随口提起才知道角色是张国荣要来的。这说明两件事。第一，张国荣没打算让这个人情变成一笔债。第二，钟镇涛当时的状态，大概率也没心力去追问一个角色是怎么落到自己头上的。
从大众情绪共鸣的角度看，这件事之所以反复被翻出来，不是因为2.5亿这个数字有多大，是因为“帮了不吭声”这个动作在今天的娱乐圈几乎绝迹。现在帮人恨不得直播，转账截图要发出来，探班要带摄影师。对比之下，改个片名、加个角色、两年不提，这种操作显得不合时宜。
不合时宜的地方还在于，它不歌颂苦难，也不算一笔经济账。钟镇涛拿到的是片酬，不是救济金。他在片场蹲着的时候，张国荣踢了踢他的鞋让他起来到你了。这个动作比任何安慰的话都硬。
2006年10月破产令解除。四年前他蹲在片场角落的时候，手里那笔钱是自己挣的。2.5亿的债和每月500到800港币的理发置装额度摆在一起，改一个片名加一个角色和两年不提一个字摆在一起，哪个更值钱，欠过债的人自己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