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病死的当天晚上，平时掌管袁家财务的五姨太杨氏，趁一屋人兵荒马乱之际，叫佣人把老袁房里装贵重物体的大箱子偷偷搬到了自己房里，还顺手连墙上挂的大钟也牵走了。

1916年6月6日，在复辟帝制的举国声讨中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病逝，终年57岁。

随着这位民国实权人物的离世，整个新华宫瞬间失去了主心骨：正妻于氏对着遗体痛哭失声，长子袁克定一面要应付前来吊唁的政界人物、处理后续的权力交接，一面要约束府里上下的慌乱局面。

各房姨太、公子小姐们人心浮动，有的忙着收拾随身物件，有的忙着打探家产分配的消息，整个府邸人来人往，秩序大乱，根本没人顾得上清点袁世凯生前的私人物件与珍藏。

在袁家一众女眷中，五姨太杨氏是个格外特殊的存在。她出身天津杨柳青的商人家庭，自小跟随父亲打理生意，不仅精于账目盘算，更练就了果决严厉的行事风格。

袁世凯在位时，府中财务最初由其他妾室分管，后来因出现账目疏漏、财物被私支的情况，素来以能力出众著称的杨氏，逐渐接过了整个府邸的财政与内务大权，连袁世凯的私人贵重藏品也交由她统筹看管。

她管事向来赏罚分明、手腕强硬，府里的佣人、管事乃至其他房的年轻晚辈，都对她心存几分畏惧，背地里常把她比作袁府的“王熙凤”。袁世凯生前对她极为信任，哪怕是洪宪帝制时期，宫中大小内务也几乎都由她主持，整个袁府的财物底细，没有人比她更清楚。

袁世凯病逝的当天夜里，全府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停灵布置、守孝举哀和接待吊唁人员上。袁克定忙着和心腹幕僚商议后续的政治安排与家产分配的大致章程，其他各房女眷要么沉浸在恐慌与悲伤里，要么只顾着收拢自己房里的私人物件，没有人想到要立刻封锁袁世凯的居所、清点遗物。

就在这片兵荒马乱的间隙，杨氏不动声色地唤来自己的心腹佣人，趁着各处值守松懈、人多眼杂的机会，将袁世凯房里存放珠宝、玉器、古玩等贵重细软的几口大木箱，悄悄搬到了自己的住处。

除了这些提前整理好的装箱财物，她连房间墙上悬挂的贵重西洋自鸣钟也没落下，命人一并拆下运走，全程没有留下任何公开的账目记录。

事实上，这并非杨氏临时起意。早在袁世凯病重卧床期间，她就已经开始为自己和子女的后路做打算。

袁家后来的老管事曾回忆，等到正式分家清点遗物时，杨氏主动交出来的贵重物品，还不到袁世凯实际私藏的二分之一，大量价值不菲的珠宝、文玩和隐秘存款，都被她以各种方式提前隐匿了下来。

这一点也能在后续的分家过程中得到印证。按照袁世凯留下的遗嘱，1916年6月底至7月初，由长子袁克定主持第一次正式分家：每个儿子分得15万元家产，包含8万银元、40两黄金与价值7万元的各类公司股票；每个女儿分得1万银元作为嫁妆；各位姨太太则每人分得一幢楼房，随各自的子女生活。

杨氏共生有袁克桓、袁克轸、袁克久、袁克安4个儿子，仅按公开的分家规则计算，她这一房就能拿到60万元的家产份额，再加上提前转移的大量私藏财物，实际所得远在其他各房之上，是袁世凯所有妻妾中最终获益最多的一房。

离开中南海后，杨氏带着四个儿子搬到天津大营门的德式洋楼定居。她没有像袁家其他不少房头那样坐吃山空，而是凭着自己的商业眼光，将手里的资产集中起来投资实业、购置不动产，同时对儿子们管教极严，督促他们读书求学、经营事业。

在她的培养下，四个儿子都没有染上纨绔子弟的习气，其中六公子袁克桓后来更是成为民国时期知名的实业家，先后执掌启新洋灰公司等多家大型企业，成为袁世凯诸子中资产最丰厚、事业最有成的一位，这背后离不开杨氏早年为子女积累下的厚实家底。

袁世凯一死，曾经煊赫一时的袁氏家族迅速走向分崩离析，旧时代大家族在权力崩塌后各谋出路的景象，在这座宅子里展现得淋漓尽致。杨氏趁乱转移财物的举动，在当时的袁家内部并不算意外，却也从一个细微的侧面，折射出封建大家庭在树倒猢狲散时的人情世态。

她凭借自己的精明果决为子女铺好了后路，也让自己这一房在袁家整体没落之后，依旧维持了相当的家底与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