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位。临行前，向华国锋辞别，忍不住感叹：除了毛主席，还有谁会把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
 
1980年9月，陈永贵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个从山西大寨田埂上走出来的农民，曾站到国家领导岗位，又在六年后卸下职务。临行前，他向华国锋辞别，据称感慨，除了毛主席，还有谁会把农民当作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位置？
 
这句话里有感念，也有不舍。陈永贵的特殊之处，不只是从村干部当上副总理，更在于他始终把自己看作大寨社员，没有把北京的职务当成脱离土地的理由。
 
大寨在山沟里，地块零碎，收成也不宽裕。陈永贵带着村民修梯田、挖水渠，最难啃的一块，是被叫作狼窝掌的山沟。前两次修筑石坝，都被洪水冲毁，第三次改用拱形坝，分散水流冲击，终于留下了二十多亩耕地。
 
这不是一夜之间变出来的成绩。从1953年到1962年，大寨人开山造地，粮食平均亩产从200多斤提高到700多斤。那段经历后来成了大寨故事的核心，也让陈永贵从一个村支书，逐渐进入更大的政治舞台。
 
1963年，大寨遭遇特大洪灾。村里提出三不要、三不少，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和救济物资，同时保证向国家缴售的粮食、社员口粮和社员收入都不减少。当年大寨粮食亩产704斤，总产56万斤，还向国家上缴24万斤商品粮。
 
这组数字，让大寨成为学习对象，也让陈永贵的名声迅速传开。但大寨的经验能不能原样搬到所有地方？这恰恰是后来讨论中绕不开的问题。一个村的地形、劳力和组织方式，未必适合另一个村，单靠吃苦，也无法解决所有农业生产难题。
 
陈永贵的职务一路上升。1967年后，他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1973年8月，他当选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
 
周恩来曾找他谈话，希望他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陈永贵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够，担心干不了副总理，周恩来则告诉他，党员要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一个原本在村里带人修地、种粮的干部，开始面对全国农业事务。
 
他当副总理后做了件少见的事，没有把户口迁到北京，也不拿国家工资，坚持领取大寨的工分。职务变了，生活身份却没有彻底改变。所谓农民副总理，不只是一个称呼，也和他这些具体选择有关。
 
不过，1980年的卸任，不能只看作一个人的告别。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国务院领导成员调整，其中包括陈永贵请求解除副总理职务，中央决定同意。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批准他的请求。
 
当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正在改革，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成为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农业发展思路也出现新的探索。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手印，把土地分给各家负责耕种，这种做法和大寨强调集体力量的路径并不相同，却同样回应了怎样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的问题。
 
到了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肯定多种生产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广。农业政策的变化说明，农村需要的办法并非只有一种。大寨的艰苦奋斗有其真实价值，把某种经验当成各地都必须照搬的标准，则会遇到实际差异。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要求实事求是地看待这场运动。陈永贵卸任后，中央保留了他的中央委员身份和副总理生活待遇，仍把他作为劳动模范看待。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他没有再次当选中央委员。
 
后来，他回到了熟悉的田地边。1983年起，陈永贵担任北京市东郊农场顾问。1986年3月26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骨灰按遗愿送回大寨，安葬在虎头山上。
 
回头看，陈永贵身上有两条线，一条是从大寨农民到副总理的上升经历，一条是农业思路变化后离开岗位、回到田间的转身。他留下的，不只是一个职务变化的故事，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大寨靠苦干闯出的路，怎样才能变成适合不同地方的办法？
 
把陈永贵简单说成成功样板，容易忽略大寨经验推广中的局限；只谈局限，也会漏掉他带领村民修地、抗灾的真实付出。他的一生被时代推到高处，也随着时代变化回到土地边。那双没有迁进北京的户口和始终牵着大寨的心思，正是这段经历里很具体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