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毛主席与赫鲁晓夫第三次共进晚餐。
步入餐厅时，赫鲁晓夫靠近毛主席，故意做出为难的表情，喃喃地说：
“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现在建设中遇到不小的困难，技术人才不足，很紧张。……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撤回我们的专家。”
听完翻译后，毛主席像聊家常一样保持着平淡的笑微，平淡的声调：
“我同意，这样好么，解决苏联的困难，中国也可以更好地自己办自己的事。”
赫鲁晓夫的脸色微微一滞。他本以为这番“商量”会让中方感到压力，甚至可能提出其他条件来挽留专家。但毛主席的回答如此干脆，仿佛只是在处理一件寻常小事。
晚餐继续进行。毛主席神态自若，与同桌其他人谈起了中国农业合作社的情况。赫鲁晓夫几次想将话题拉回，毛主席却不着痕迹地将话头转向了别处。
实际上，苏联专家撤走对中国多个重大项目是重大打击。很多图纸突然中断，在建的工厂面临技术空白。但早在晚餐之前，中央已经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做过分析。毛主席在出发前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曾说：“兄弟党之间，相助是情分，自立是本分。凡事要有两手准备。”
回到住处，随行人员迅速将毛主席的答复传回北京。国内立刻开始执行预备方案：高校和研究机构连夜整理技术储备清单，骨干工程师被抽调组建应急攻关小组，各工业部门负责人次日便接到任务——摸清缺口，限期提出自主解决方案。
几个月后，苏联专家的撤离正式开始。一些工地确实出现了短暂的混乱和焦虑。但与此同时，各地的技术革新小组也活跃起来。沈阳一位老工程师带着徒弟们，对照着残存的图纸碎片和实物，硬是把一套大型设备的原理图复原出来。有人问他怎么做到的，他擦了擦手上的机油说：“苏联同志教了我们方法，但没教我们认输。”
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进行戴维营会谈后再次来到北京。这次，他提出了另一个要求：希望中国释放八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及之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

会谈气氛变得严肃起来。赫鲁晓夫试图以“缓和国际局势”为由施压，说话时身体微微前倾。
毛主席听完翻译，摇了摇头。他的声音平静而清晰：“这个更困难了。你知道，中国是有法律的。”
赫鲁晓夫的脸当即涨红了。他还想说什么，毛主席已经接着说了下去，语调转而昂扬：“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随后，毛主席明确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这番话不是即兴回应。早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国对俘获的武装特务就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审判程序。主权问题，没有妥协余地。
会谈结束后，毛主席对身边同志说：“越是有人想插手，我们越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得清清楚楚。” 法律程序照常进行，该承担的后果由当事人自己承担。
从应对专家撤回，到坚决依法处理俘获人员，这两件事背后是同一条主线：核心利益不容谈判，发展道路必须自主。撤专家带来了短期困难，却客观上加速了我国工业技术体系的独立构建；依法处理特务，则向世界传递了新中国维护司法主权和国家尊严的坚定信号。
很多年后，有亲历者回忆，毛主席曾用一句话概括这种态度：“靠别人吃饭，就得看别人脸色；自己学会做饭，桌子怎么摆自己说了算。” 这句话没有写在正式文件里，却深深烙在了那个时代许多建设者的心里。他们在一片片空白领域，从模仿、消化到最终创新，一步步把“自己做饭”的能力，变成了国家实实在在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