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典型的"情感绑架型"诈骗案，法院的定罪逻辑和量刑尺度都相当清晰。梳理几个关键法律要点：

一、为什么定诈骗罪

马某的行为完整符合诈骗罪的构成链条：虚构事实（假怀孕、假人流、假大出血）→ 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 → 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 → 行为人取得财物。

这里有个容易混淆的点：她和阿甲确实发生过性关系，双方有真实交往，所以不是"完全虚构身份"的婚恋诈骗。但只要怀孕及后续的医疗事由是编造的，索要钱财就建立在不存在的"责任基础"之上，非法占有目的明确，不影响诈骗定性。

二、诈骗数额为何是 30.695 万而非 31.365 万

阿甲共转账 31.365 万元，法院扣除了 6700 元开房、约会开支，认定实际诈骗 30.695 万元。

这个扣除是有道理的——那 6700 元用于双方共同消费，阿甲对此笔支出的性质和用途有清楚认知，并非因"怀孕看病"的错误认识而给付，不属于诈骗数额。这体现了诈骗数额只计算"因欺骗而交付"部分的认定规则。

三、五年刑期是怎么算出来的

诈骗 30.695 万元，属于数额巨大，法定刑为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从轻因素：自首（主动到案+如实供述）、认罪认罚，这两项依法可以从轻甚至减轻处罚。限制从轻幅度的因素：始终未退赔 30.695 万元、未取得被害人谅解，且赃款被挥霍（打赏主播就花了 21.822 万），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没有得到有效修复。

最终判 五年，落在3-10年区间的中位偏下，说明法院认可了自首和认罪认罚的从轻效果，但因为没有退赔、没拿到谅解书，从轻幅度被明显压缩。如果她在判决前退清赃款并获得谅解，刑期大概率会再降一档，甚至有机会争取缓刑。

四、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借条和丈夫担保为何没"救"她——案发前写的借条、丈夫签字担保，属于事后弥补行为，最多在民事上让丈夫承担担保责任，不能改变此前取财时已完成的诈骗性质。刑事定罪看的是"取得财物那一刻"的主观状态，事后补借条不等于当时没有非法占有目的。

打赏 21.822 万的法律后果——这笔钱属于赃款，理论上司法机关可依法追缴；同时它也是量刑时的酌定从重情节，因为将诈骗所得用于高消费挥霍，反映悔罪态度差。

作案手机没收——作为犯罪工具依法没收，是标准处理。

五、一点现实提醒

这类案件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利用亲密关系产生的愧疚感和责任感持续索财。假怀孕、假流产、假治病，每一步都在把对方的"道义负担"折算成转账金额。一旦对方察觉异常，行为人往往用写借条、找家属担保来拖延报案时间。

对普通人来说，遇到"怀孕—手术—并发症—住院—买药"这种不断叠加、层层加码要钱的情节，最稳妥的做法是要求核实医疗票据原件或陪同就医，而不是持续转账。等对方开始写借条、找人担保时，基本已经可以判断为骗局，及时报案才是止损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