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岁那年，宋佳嫁给了一个大她21岁的男人。从认识到领证，中间只隔了3个月。男方是京剧名家张学津，张君秋的儿子。消息传出去，周围人的第一反应几乎一样：一个刚从上戏毕业、分到北影厂的年轻女演员，嫁给一个二婚的、大自己两轮的男人，图什么。
这笔账，外人算了三十多年。
1988年3月31日，女儿张楚楚出生。孩子三岁那年，在家里碰倒了一个暖水瓶，张学津的脚被烫伤。当时他有一出戏还有一个星期就要演出，脚上烫掉了一块皮，穿不了京剧靴子。在这种情况下输了一包血，感染了丙肝。九十年代初，丙肝没有根治办法，医生给出的结论很直接：这个病治不好，将来就是肝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面对一个治不好的传染病。后来两人离婚，骂声集中到了四个字上，“抛弃病夫”。
骂声最响的那几年，另一条线在同时往前走。1990年，宋佳凭《庭院深深》拿下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1991年，她又凭《落山风》拿下第14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连着两届。婚离了，奖没停。外界在算她“值不值”，她在片场和领奖台之间来回走。
转折出现在多年之后。2014年，宋佳在天津卫视《国色天香》的节目录制中第一次把离婚的内情摊开。她说那个家庭是很幸福的，是一个突然的事件造成了破裂。提到张学津，她的原话是：“其实我很爱张学津，我爱他胜过他爱我。”同一段讲述里，她给出的离婚理由不是感情不和，而是病后的冲突，以及一颗始终提着的心，担心孩子去亲去抱的时候被传染。据当时的报道，另一种说法是张学津自己提出了离婚，理由是怕把病传给女儿。
这就让“抛弃”这个标签出现了裂缝。如果离婚是患病一方先开口，那外界骂了多年的那个“转身就走”的故事，至少不是事情的全部。从传播的角度看，大众更愿意接受一个简单的版本：年轻女人嫁给老男人，老男人一病，女人就跑。这个版本有因果、有报应、有道德教训，读起来解气。而真实的版本里塞着传染病、孩子的安全、一个演员的档期、一个病人的脾气，这些东西拼在一起，没有爽感，只有麻烦。简单的故事永远跑得比复杂的事实快。
把镜头拉回到1982年。宋佳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分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在北京举目无亲。她在采访中说过，那时候觉得自己特别渺小。张学津出现在这个节点上。一个二十一岁的外地毕业生，和一个在京剧界已经有位置的男人，三个月决定结婚。外界看到的是年龄差和名望差，当事人面对的可能是另一套账本：一个人在北京撑不住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能接住。这套账本不浪漫，也不肮脏，它就是生存层面的计算。用“图名利”三个字去套，套得上的部分很有限；用“真爱”两个字去盖，也盖不住里面那些具体的难处。
离婚之后，宋佳带着女儿去了美国，后来回国复出，再后来有了新的感情和生活。张学津2008年诊断出肝癌，2012年去世。这段婚姻从1980年代走到1990年代，前后不到十年，留下的公共记忆却是一个标签。标签的好处是省事，坏处是它会把一个人几十年的动作全部压扁成一个动机。她拿的两座百花奖杯、她在离婚后独自带孩子的那些年、她在节目里说“我爱他胜过他爱我”时的原话，都不在标签里面。
骂她的人还在算那笔“图什么”的账。那笔账从1982年算到今天，算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账本从来没有翻过页。她早就没有站在这本账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