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吴石妻子因2000银元判死，陈诚顶着压力三次改判，蒋经国上门质问，他一句话让对方哑口无言
第二次死刑判决的文件送到陈诚桌上时，他正在批阅另一份物资调配表。秘书站在旁边，清楚地看见他的钢笔停在半空。过了几秒，陈诚把文件挪到一边，先签完了手头的表格。
“退回。”他把吴石案的卷宗推回去，“理由写：事实与量刑不符，请重议。”
这已经是第二次退回了。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钟摆声。秘书拿起文件，走到门口时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陈诚已经重新低下头，仿佛刚才只是处理了一份普通公文。
蒋经国走进陈诚办公室时，没有让秘书通报。他直接把一份《案情简报》放在陈诚正在阅读的文件上，遮住了所有文字。
“辞修兄，”蒋经国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进木头里，“吴石案是父亲亲自过问的重案。”
陈诚缓缓摘下眼镜，用绒布擦拭镜片。他没有看那份简报。
“王碧奎收了钱。”蒋经国继续说，“两千银元，证据确凿。按戡乱时期特别条例，通共资敌，死刑是标准量刑。”
“她收了钱，”陈诚重新戴上眼镜，目光平静地看向蒋经国，“钱是用来做什么的？”
“自然是供吴石活动之用！”
“卷宗里写的是‘生活补助’。”陈诚翻开简报，手指落在其中一行，“吴石的薪水被扣发半年，这钱是补家用的。她没有经手任何情报，没有传递任何消息，没有发展任何关系。收钱是事实，但收钱和通共，是两件事。”
蒋经国的脸色沉了下来：“在这种案子上区分细节，会动摇肃奸的决心。”
“动摇决心的不是区分细节，”陈诚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蒋经国，“是有人借着肃奸，把私怨、权争和莫须有都塞进死刑判决里。上个月高雄那个中学教员，因为三年前说过一句‘民生维艰’就被枪毙；上星期屏东那对夫妻，因为老家亲戚写过一封信就双双判死。”
他转过身来：“经国，杀一个人，要有足够杀他的理由。不是有个名目就够了。”
第三次改判意见书是陈诚亲笔写的。他没用秘书拟稿，而是在公文纸上直接写了三行字：“一、王碧奎非情报工作参与者；二、两千银元用途无通共实证；三、建议改判无期徒刑，以彰显法度。”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叫来宪兵队长，派了四个人护送这份文件直接送到司法单位。这不再是普通的公文流转，而是一个信号——他要这份改判意见安全抵达。
蒋经国得知消息后，再次登门。这次是在陈诚的官邸书房，晚上九点。
没有寒暄，蒋经国开门见山：“第三次了。外面已经开始说你是在保共党家属。”
陈诚正在泡茶。他倒了两杯，把一杯推到蒋经国面前。
“我保的不是王碧奎，”陈诚说，“我保的是以后我们审判时，还得有个‘判’字。如果只看身份、看关联、看风向就杀人，那就不叫审判，叫清场。”
“非常时期，非常手段。”蒋经国没有碰那杯茶。
“就是因为非常时期，”陈诚的声音突然加重，“才更要知道底线在哪。否则今天我们能以‘非常’为名杀别人，明天别人就能以‘非常’为名杀我们的人。经国，台湾就这么大，我们还要在这里活下去。”
蒋经国盯着他，很久没有说话。书房里只有时钟的滴答声。
“你改判的理由是什么？”蒋经国最后问。
陈诚说出那句话：“惩处要依法，不能株连无度。”
蒋经国端起茶杯，发现茶已经凉了。他放下杯子，什么也没再说，起身离开了书房。
改判的决定最终通过了。王碧奎从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押送女子监狱服刑。文书送达那天，陈诚特意让人调来了女子监狱最近三个月的伙食报表和卫生检查记录。
1959年，王碧奎获减刑出狱。她离开监狱时，没有任何人来接。有人看见她在监狱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朝北方的方向鞠了一躬，才慢慢走进台北的街道，消失在人群中。
陈诚没有再过问她的下落。他书桌的抽屉里，一直放着那份第三次改判意见书的副本。纸张已经泛黄，但上面那三行字还很清楚。有时候他会打开看看，然后放回去，继续批阅那些永远批不完的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