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建，不建中国会落后30年！”2016年，杨振宁曾顶着指责，拼命反对花2000亿建造大型粒子对撞机，杨振宁表示：“即便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不如把这2000亿元花在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钱用在关键处！”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却说：“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

信源：海峡导报 一次,杨振宁顶着骂名阻止建造2000亿的大型粒子对撞机……

其实，杨振宁的担心并不抽象，他先举了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的例子。

那个项目上世纪80年代末启动，预算从30亿美元一路涨到80亿美元，1993年被国会叫停。

30亿美元打了水漂，德州荒野里只剩一个巨大隧道坑。

他提醒，超大对撞机容易变成无底洞，中国当时仍是发展中国家。

中西部教育、医疗、环保还有很多欠账，把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砸进一个短期看不到经济回报的项目，风险太大。

他更在意另一笔账，中国高能物理顶尖人才储备不足，世界重要高能物理学家中中国占比不到1%到2%。

就算对撞机建在中国，设计、运转和数据分析可能仍由大量外国科学家主导，重大成果署名也可能不在中国。

他担心中国出钱出地，最后却为他人做嫁衣。

他还认为高能物理的盛宴已过，标准模型基本建立，希格斯粒子也已被发现。

继续押注超大对撞机，会挤压生命科学、凝聚态物理、天文等方向经费。

王贻芳的回应很直接，他澄清造价误解，指出所谓2000亿元是把第二阶段质子对撞机也算进去了。

CEPC分两步走，第一步建周长约100公里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专门研究希格斯粒子，造价约360亿到400亿元。

第二步是否升级，要看第一步成果和国际形势再定。

他强调中国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等经验，过往大型工程预算偏差控制得较好，有能力避免美国式失败。

他同样看重人才和主导权，CEPC从设计、建设到运行以中国科学家为主导，超过70%工作量由国内团队承担。

为了造它，必须攻克超导高频腔、大型低温制冷、超高真空、精密磁铁、抗辐射探测芯片等关键技术。

没有这种巨型项目牵引，很多卡脖子技术很难系统性突破。

他还提出窗口期判断，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设备逐渐老化。

美国自超导超级对撞机失败后态度谨慎，如果中国错过这10年，高能物理可能落后一代人。

争论很快从学术界扩散到公众层面。

支持者认为大国必须仰望星空，前沿科学决定长远竞争力。

反对者觉得现实问题还没解决，不该把太多资源投入一个回报不确定的项目。

双方都没有出于私心，分歧集中在路径、时机和投入规模。

争论之后，CEPC没有仓促上马，也没有被一棍子打死。

它进入大科学工程论证程序。

2018年发布概念设计报告，2023年完成加速器技术设计报告，2025年发布探测器技术设计报告。

加速器与探测器两大核心部分的技术设计陆续完成。

工程技术层面已经做了大量准备，但技术成熟没有自动换来项目绿灯。

CEPC未能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设计划实际上被推迟。

王贻芳后来表示，国内立项推动非常困难，团队计划到2030年再次推动审批。

如果欧洲未来环形对撞机在此之前获批，中国团队也可能考虑加入国际合作。

国际竞争并没有停下。

欧洲核子中心推进未来环形对撞机可行性研究，日本也在争取国际直线对撞机项目。

中国是另起炉灶，还是等技术更成熟、成本更低时再参与，成了更复杂的战略问题。

杨振宁和王贻芳始终没有改变根本立场。

杨振宁仍认为大型对撞机不是中国当前科技发展的优先方向，资源应更多投向基础教育和其他基础学科。

王贻芳仍强调CEPC对中国科学和技术的战略价值，认为机遇正在流

回头看，这场争论最难得的地方，不是谁说服了谁，而是一个国家愿意把重大科学决策放到阳光下讨论。

顶尖科学家把专业判断、风险判断和国家利益摆在一起碰撞，公众也能看见预算背后的取舍。

我觉得，这类问题本来就不该由一句“建”或“不建”草草收场。

科学需要雄心，也需要算账。

我认为，真正成熟的大国决策，既敢追前沿，也敢在账本面前保持清醒。

在我看来，杨振宁和王贻芳都没有输，他们各自守住了自己认为更重要的那一部分国家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