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抗日英雄谢晋元的遗孀，带着4个孩子流落街头。走投无路，她提笔给陈毅市长写了封信："能不能帮帮我？"

1949年秋天，上海市长陈毅收到一封陌生来信。

写信人署名凌维诚。工作人员翻遍名册，一时想不起这个人。

“凌维诚是谁？”陈毅问。

“是谢晋元的遗孀。”下属答道。

四行仓库的故事，上海人都记得。可很少有人知道，谢团长牺牲之后，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已经快要无家可归。

这封求助信，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

故事要从1941年说起。

4月24日清晨，谢晋元在孤军营操场带队出操。四名被汪伪特务收买的士兵，突然拔刀袭击。谢晋元身中数刀，当场牺牲，年仅37岁。

消息传开，几十万上海市民自发前往吊唁。

远在广东蕉岭的凌维诚，接到噩耗。这一年她34岁，最大的孩子11岁，最小的还不满5岁。

早在1936年春，谢晋元就把妻儿送回老家。临别时他说：“把你们安顿好，我才安心杀敌。”

谁也没想到，这次分开，就是永别。原本擅长钢琴、小提琴的凌维诚，放下过去的生活，下地劳作，独自赡养公婆，抚养五个孩子。

1946年春天，抗战胜利大半年，她卖掉部分田产，带着四个孩子动身回上海。路费不足，一路走走停停，两个多月才抵达。

消息登报第二天，幸存的孤军老兵找上门，把她接到吴淞路466号，一栋日本人留下的三层楼房。

一家人住在二楼，三楼安置无家可归的老兵，底楼租给商人开店。这栋楼原本被三青团看中，得知八百壮士的老兵在此居住，只能连夜撤走。

一家人的生计来源，在胶州路。

谢晋元墓地和旧孤军营就在这片区域。1948年，老兵李春林把周边六十多亩空地围起来，租给逃难来沪的苏北难民搭棚，每户收取少量米粮作为租金。

租金交给凌维诚分配。一部分供孩子读书生活，剩下的分给孤军老兵，最多时每月有110多人领取补贴。

“团长牺牲了，他留下的担子，我来挑。”凌维诚说。

为了全家和老兵的生存，她早年也找过旧政府。

1946年6月，她带着孩子去南京求见蒋介石，没能见到，只见到宋美龄。

“你们先回去吧，会安排上海市政府照顾你们的。”

回到上海之后，市政府推给社会局，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最终没有任何结果。

汤恩伯提出，可以安排老兵重回部队，条件是参加内战，并且官升一级。所有老兵都拒绝了。

“打日本人是义不容辞的，内战，我们不打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全市房产重新登记分配。吴淞路466号的楼房、墓地周边空地，都面临被收走的可能。

孩子要上学，楼里几十名老兵要吃饭。一旦房屋被收回，所有人都会流落街头。

凌维诚没有反复奔走各个部门，她提笔写信给陈毅。

信里写清房屋的由来、土地出租的情况，以及孤军老兵的生存困境。

陈毅得知写信人是谢晋元遗孀，当即作出批示：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致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及墓地一段，仍拨归该遗族居住使用，一般费用酌予减免。

1949年10月，市政府正式下达指令，房租、房捐、地捐全部免除。

这句话，凌维诚在旧政权时期听过多次，从来没有落地。这一次，一纸文件解决了难题。

后来政府介绍她去江南造船厂工作，待遇优厚。她担心没法照顾孩子，婉拒了这份工作，就近在里弄托儿所担任保育员，后来升任副所长，1973年退休。

五六十年代，孤军老兵陆续返乡，临走前都会来告别，凌维诚总会拿出一笔钱当作路费。

1991年1月，凌维诚在上海病逝。按照她的遗愿，安葬在宋庆龄陵园，和丈夫长眠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