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21日报道（文/吴黎明赵家淞高文成）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万里之外的英国人怎么看待红军与长征？曾经与红军相识相知的外国人如何记载这段历史？重走过长征路的人有什么感想？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重走过长征路的人，许多故事感人肺腑，采访本身就是一场灵魂涤荡的旅程。

书中透见长征魂

在大英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记者翻开一本近90年前出版的英文书。泛黄的扉页上，留着英国旧时图书收藏机构的印记。继续翻下去，是一段关于中国红军的记述。

90年前，当这些文字第一次出现在英国读者面前时，他们会怎样理解在中国大地上艰难跋涉的军队？彼时，一些英国报纸还在用“赤匪”等称谓描述中国红军，但也有外国记者、传教士和作家，开始用亲历、采访和写作，把另一种关于红军的叙述带到英语世界。

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记者想在伦敦寻找这些最初的文字，看看这场发生在中国的远征，究竟如何走进世界的视野，又如何成为一段被反复书写和评价的历史。寻找从图书馆的目录开始。起初，记者在英国图书馆的馆藏目录里输入“LongMarch（长征）”“RedArmy（红军）”“RedStarOverChina（红星照耀中国）”等关键词。

检索结果远比想象中丰富。不同年代出版的英文著作，有的出自亲历者，有的出自记者，还有的来自后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记者先联系了位于伦敦克勒肯维尔的马克思纪念图书馆。

记者请工作人员调取了两本书：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

工作人员马特·邓恩帮助记者查阅了这些馆藏。谈到书籍来源，他告诉记者，馆里许多旧书都是由个人或机构捐赠而来，面前的这两本书也可能如此，但由于没有留存完整来源记录，已经无法确认最初的捐赠者。

这些曾经记录历史的出版物，如今也成了历史的见证。泛黄的纸页、斑驳的封面和不同时期留下的藏书印记，无声诉说着中国红军的故事如何跨越山海，在英国被阅读、收藏，并保存至今。其中，《红星照耀中国》的橙红色封面尤其醒目。封面上印着“LEFTBOOKCLUBEDITION（左派读书俱乐部版本）”，下方还有一行小字：“NOTFORSALETOTHEPUBLIC（不向公众出售）”。

这是1937年英国左派读书俱乐部发行的《红星照耀中国》初版。当年，这部著作在英国出版，向西方读者系统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特别是此前鲜为人知的长征经历，让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伟大远征逐渐走进世界视野。

轻轻翻动书页，那些关于红军突破封锁线、翻越雪山、穿过草地的文字，在近90年后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场感。斯诺在书中收入毛泽东《七律·长征》的英文译文。读到这里，记者不禁想象：1937年的英国读者，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第一次知道大渡河、金沙江、岷山，会有怎样的感受？

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1936年由伦敦劳伦斯与威沙特出版社出版。它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更早问世。

这本书主要记录1928年至1931年间中国红军的活动，虽然不是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完整叙述，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在长征发生之前，外国人已经开始尝试理解中国红军的组织、生活以及它与中国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

书中第12页描写了一幅安静而生动的画面。院子里的妇女和姑娘们坐在窗前，低头缝制鞋子。窗上糊着白色的米纸，风吹动桃树，枝影映在窗纸上。

一名姑娘抬起头，说：“瞧，就算做了双层鞋底，这些鞋也不够我们的红军兄弟穿到茶陵。”另一边，农民们挑着装满稻米的竹筐，穿过耒阳的城门。这是当地农民联合会送给红军的粮食。

第300页写到红军战士唱起号召工农参加红军的歌曲。

“参加吧！参加红军！”“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

而就在这段文字下面，竟然印着完整的五线谱。

看着那些音符，记者久久没有翻页。90年前，一名美国记者把中国红军的歌声记录下来，一家英国出版社又将它印成乐谱，留在英文书籍里。文字让外国读者认识红军，音乐则让他们有机会听见红军。

在大英图书馆，经过一番检索、预约和等待，记者终于陆续见到三本书：1937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英国传教士薄复礼的亲历记述，以及一部后来出版的《长征》。

最初，记者以为找到的第一本《红星照耀中国》会与马克思纪念图书馆的那本完全一样。毕竟，目录上显示的出版年份都是1937年。然而，当工作人员送来书时，眼前不是熟悉的橙红色封面，而是一本深色布面精装书。

记者先核对书名、作者和出版信息，再翻看目录、插图和正文。两本书虽然同属早期英文版本，但装帧不同，部分照片的编排也存在差异。

书页上还有一枚旧藏书章。上面出现了“IndiaOfficeLibrary（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这是英国历史上与殖民地印度事务有关的文献收藏机构，其馆藏后来成为大英图书馆相关亚洲文献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中还有一枚日期印记：1937年10月30日。这意味着，《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不久，便已在英国文献收藏机构留下记录。近90年前，中国红军的故事不仅走进英国读者的视野，也进入英国的图书馆藏书体系。

在大英图书馆找到的第二本书，书名是《神灵之手》，作者为英国传教士薄复礼，1936年出版。与斯诺主动前往陕北采访不同，薄复礼是在被红军“扣留”的特殊处境中，近距离观察了红军的行军生活。《神灵之手》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最早的长征原始文献，薄复礼也被称为西方“介绍长征第一人”。

在查阅旧书之外，记者还通过英国历史报纸数据库，寻找20世纪30年代英国媒体关于中国红军的报道。

史沫特莱写下了农民缝鞋、送粮的故事；薄复礼留下了行军途中研究地图的细节；斯诺则用大量采访和现场观察，介绍红军领导人、普通士兵，以及长征的经过。

这些作品都有各自的立场和局限，不能代替对历史的全面研究。但它们确实提供了当时一些简短战事报道所缺少的东西：人的面孔、生活的细节，以及理解事件背景的可能。

在检索英国历史报纸时，记者还发现了一份颇有意味的材料。1937年10月19日，英国《爱丁堡晚报》在第6版刊登题为《中国》的书评，介绍了刚刚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并以“惊人的长征”为小标题，专门讲述这场远征。

时隔数十年，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20世纪70年代撰写《长征》一书。书的最后，威尔逊留下这样几句话：“他们（长征亲历者）已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如今，另一代人将接过这一传奇。占人类四分之三的非中国人，最好也能够了解这一传奇。”

三箱档案里的长征记忆

在英格兰东部城市诺里奇，东安格利亚大学图书馆的一间档案阅览室里，保存着一批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有关的珍贵史料。

为寻找海外留存的长征记忆，记者专程来到这里。此前，记者曾向校方档案馆发邮件，询问是否保存着英国传教士薄复礼的相关资料。馆方很快回复，确认这里收藏着三箱有关薄复礼的档案，欢迎我们预约查阅。

接待记者的是东安格利亚大学档案与特藏部档案主管海伦·巴斯比。得知记者从伦敦赶来，她热情接待，并表示十分尊重那些愿意花时间了解这段历史的人。

三箱档案被逐一取出。馆方整理的清单列有约450项资料，包括当年的报纸报道、照片、书信及其复印件、采访记录、电视纪录片制作文件和影音材料。记者坐在阅览室里，一份份翻阅，试图从这些保存至今的文字和影像中，寻找90年前那场漫长行军的历史细节。

薄复礼1897年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后来前往中国从事传教活动。1934年，他在贵州与红军相遇，随后跟随部队辗转中国西南地区，亲身经历了长征的一段历程。他后来将自己的经历写成回忆录，成为少数亲历长征并留下较为详细文字记录的西方人士之一。

这批资料之所以留存在诺里奇，与英国记者、作家安东尼·格雷有着密切关系。格雷曾担任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和纪录片制作。他与薄复礼结识后，对他的经历产生浓厚兴趣。格雷将其中一些故事写进自己的小说，并通过镜头记录这位长征亲历者的回忆。

根据档案馆记载，1987年，英国第四频道播出了关于薄复礼的纪录片《长征见证者》。如今，相关采访录音、录像、拍摄手稿和往来信件仍保存在这三箱资料中。档案目录还收录了20世纪30年代的新闻剪报、格雷与薄复礼的通信，以及一双与长征有关的草鞋复制品。

这些跨越数十年的档案，也让我们得以从一位英国亲历者的视角，重新了解当年红军的生活和精神面貌。薄复礼在回忆录和此后的采访中，多次谈及与红军相处的经历，其中一些细节至今读来仍令人印象深刻。

薄复礼在1936年出版的回忆录《神灵之手》中，记录了自己与红军相处期间的见闻。这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对红军官兵留下深刻印象。尽管他与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不同，却对他们的纪律、理想和精神面貌给予高度评价。

当时还不到30岁的红军将领萧克，尤其令他钦佩。薄复礼在晚年的一次录音采访中回忆，萧克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军官，“我很钦佩他”。

薄复礼还特别注意到红军的纪律。他回忆说，红军组织有序，要求官兵尊重穷人和妇女，吃了别人的东西要付钱，借用物品要留下欠条，损坏物品则照价赔偿。他也记录了红军艰苦行军中的日常生活：战士们在休息时围坐唱歌、举行摔跤比赛，笑声不时响起。

在薄复礼看来，这些年轻人对未来怀有强烈的希望。他曾向英国听众讲述红军战士的热情、对新世界的向往以及对自身信仰的执着。他认为，这些年轻人真诚地相信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并为实现理想拼搏奋斗。

对红军的了解也影响了薄复礼此后的人生。离开红军后，他曾再次回到中国，在贵州工作。1951年离开中国前，他对其他传教士说，自己曾与红军长期相处，知道中国共产党重视友谊、值得信任。几十年后，薄复礼与萧克重新取得联系。这段始于长征途中的交往，最终成为跨越国界、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

翻阅这些材料时，记者注意到，许多记录形成于长征结束数十年后。随着当事人回忆、记者采访和后来的研究不断汇集，一段原本遥远的中国历史，在英国留下了可以追寻的文字和影像。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的人，以各自的方式记录、研究着同一场历史事件。

旅英作家回忆重走长征路

从诺里奇返回伦敦两天后，记者来到旅英作家孙书云的家中。谈起20年前重走长征路的经历，她仍记得沿途遇到的一个个普通人。采访中，每当回忆起那些老红军的故事，她几度落泪。

孙书云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英文，后赴牛津大学学习历史。2006年前后，她花了14个月，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辗转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甘肃等地，寻找散落在乡村里的长征亲历者。

“这是我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旅程。”她说，自己曾走过玄奘、郑和、马可·波罗的道路，但长征路带给她的感触最深。

为了寻找当年的红军战士，她一次次走进偏远山村。有时道路不通，只能搭乘马车、农用车，或拦下过路车辆。找到老人后，她往往住上几天，听他们讲述几十年前的往事。

在江西的一个村庄，乡亲们向她推荐了一位年近九旬的老奶奶。这位老人没有参加过长征，却在村头等了将近70年。

长征开始前，老人曾担任村里的妇女组织负责人，需要动员村民参加红军。由于招募人数不足，她劝说新婚不久的丈夫报名。丈夫离开家乡后，再也没有回来。当地有关部门后来帮助调查，得知她的丈夫很可能在出发后不久就已牺牲，但老人始终难以接受。

“她一方面觉得丈夫是为革命牺牲，一方面又始终在自责。”孙书云说。

谈及这段往事，孙书云眼中泛起泪光。她说，长征留下了许多这样的故事，亲历者和他们的家人承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另一个让孙书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她在甘肃采访的一位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

老人幼年曾被送去当童养媳，生活极其艰苦。红军来到她的家乡时，在村头架起大锅，煮了猪肉和米饭。对于长期忍饥挨饿的女孩来说，那是难得的一顿饱饭。她就这样参加了红军。

后来，这名女战士在长征结束后的战事中被俘，辗转被卖给他人做妾，经历了漫长而坎坷的生活。

孙书云第一次到老人家中时，老人热情地招呼她坐上炕，把厚厚的被子裹在她身上，反复叮嘱她千万不要着凉。那时还是秋天，孙书云并不觉得冷。

“她觉得我沿着长征路来找她，可能也经历了当年那些风雪。”孙书云回忆道。

老人还亲自为她做饭，菜却咸得难以下咽。养女解释说，长征时食盐十分珍贵，老人此后一生都格外珍惜盐。

孙书云曾问老人，当年长征苦不苦。老人说不苦，因为小时候的生活更加艰难。上山砍柴、忍饥挨饿，早已是她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参加红军后，至少有时能够吃上饱饭，也第一次感受到此前生活中少有的尊重。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仍能够看到他们。”孙书云说，尤其是甘肃的那位老奶奶，她至今仍保存着老人的照片。

讲到这里，她再次流下眼泪。

孙书云认为，这些普通人的经历让她重新认识了长征。很多战士当年年龄很小，对前方的道路、未来的目的地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一些人参加红军，只是希望有饭吃、有地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很多困惑，有很多不解，有很多不确定性。”她说，正因为如此，当年那些年轻人克服艰难险阻、坚持走下去的经历，才更加令人敬佩。

20年前的重走长征路，让孙书云切身感受了险峻山川带来的困难，也让她有机会坐在老人们身边，听他们谈起一顿饭、一件衣服、一个失散的战友。许多细节过去数十年后仍深深留在老人们的记忆里。

在她看来，纪念长征，需要让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些亲历者曾经面对的艰难、困惑与选择。“纪念不光是对它的一种讴歌”，还应当从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角度，把这段历史讲清楚。

孙书云说，9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可以沿着当年的道路行走，在一个个村庄里寻找历史留下的痕迹。那些亲历者大多已经离世，但他们讲述的故事，还有许多值得后人细细倾听。

在孙书云看来，长征的伟大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她认为，长征锻炼和塑造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长征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缔造了新中国。”孙书云说，当年那些年轻人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翻越雪山、穿越草地，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90年后的今天，从改革开放到现代化建设，从脱贫攻坚到航天探索，中国人民仍在走过“一个又一个的长征”。

她说：“他们当时什么都没有，确实什么都没有。”回望这段历史，更能体会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今天成就的不易。她认为，长征所展现的坚韧、勇气和信念，仍将激励一代代中国人继续前行，“这种精神永远值得被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