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二十几岁时，本事不大。但他的胸怀，却是举世罕见的。
京城来的旨意送到威海时，丁家的灵堂还没撤。敕令上白纸黑字：丁汝昌辜恩溺职，其柩不准回籍，其子孙不得入仕，其家产悉数抄没。钦差扫了一眼孝子身上的麻衣，又补上一句：“旨上还说了，入殓时得换身衣裳。”
棺椁就在堂上。长子丁代禧掀开棺盖，里面躺着刚用清水擦净遗容的父亲，还穿着那身沾着烟渍的海军提督服。他站着没动。
钦差带来的兵丁上前一步。负责抄录的小吏在旁轻声催促：“大公子，请吧。”说完递过一个粗布包袱。丁代禧解开，里头是套灰色的囚衣，浆洗得硬邦邦的，领口还有编号。
灵堂里一片死寂。窗外飘着那年春天最后一场雪。丁代禧拿起囚衣，抖开，忽然转身盖在了父亲胸前那枚黄铜纽扣上——不是更换，只是盖着。“罪衣已披，”他面朝钦差，“请大人复命。”钦差盯了他片刻，没再坚持，挥手让兵丁去贴封条、清点家具。
家财抄得并不顺利。丁家本没什么浮财，值钱的早在战前就变卖充了军饷。兵丁搜了半天，只从书房抬出两箱兵书、海图和往来信札。钦差翻了翻信札，多是与其他将领商讨布防、请求增援的内容。他抽出一封，是战前丁汝昌写给李鸿章的电报底稿：“……惟有多备炮弹，或可一战。”下面有李的朱批：“已知。勿躁。”
最后封棺。三名兵丁抬来三条沉重的铁链，都有手腕粗细。他们围着棺椁缠绕，铁链摩擦木头发出的声音刺耳又缓慢。每缠一圈，就用一把大铜锁锁死。一共缠了三圈，上了三把锁。锁钥由钦差当场收走。
灵堂成了牢狱。棺椁停在原处，丁家搬到后院两间偏房。丁代禧每日清晨仍来上香，香插进棺前装满沙土的瓦盆里。铁链冷硬，香灰温热。

第二年，有旧部悄悄来访。是当初“镇远舰”的炮长，瘸着腿，放下半袋小米，盯着那三条铁链看了很久，说：“大人不该这样。”丁代禧没接话，只问：“刘公岛现在怎样了？”炮长摇摇头：“日本人占着。但山上埋的弟兄，我们每年清明都偷着去培土。”
到了第五年，当初“定远舰”的管带林泰曾的侄子从福建来。他也没提解锁下葬，只说北洋水师学堂的校友暗地里凑了笔款子，在威海城外买了块荒地，暂且当做衣冠冢，每年祭奠。丁代禧去了。那真是块荒地，只有一块没刻字的青石。但石前有新鲜祭品，还有烧了一半的《海军章程》。
第八年，铁锁开始锈蚀。但圣旨未撤，无人敢动。丁代禧的儿子那时已十二岁，一天忽然问：“爷爷要锁到什么时候？”丁代禧答：“锁到该开的时候。”孩子想了想，说：“钥匙在皇上手里。”丁代禧看着窗外：“皇上手里那把，其实不管用。”
第十五年春，直隶总督衙门来了一位特殊的说客：袁世凯。他已接手训练新军，急需凝聚军心。他联络了尚在世的一批北洋旧将，联名上书，奏请“彰显忠烈，以励士气”。奏折里没提光绪，只反复说“关乎新军荣辱，关乎海防未来”。
这次，朝廷准了。不是光绪准的，光绪那时已被囚瀛台。准奏的是慈禧，她在庚子年后也需要安抚各方。
开锁那天来了许多人。有旧部，有新军代表，还有威海当地的乡绅。三把锈蚀的铜锁被铁匠砸开，铁链卸下时发出沉闷的落地声。丁代禧已年近五十，他亲自带人启棺。囚衣早已朽烂，里面那身提督制服也褪了色，但黄铜纽扣还在。
他们没有再挪动遗骸。就在原址，向下深挖，将棺椁正式安葬。墓前立碑，碑文很简单：“清故海军提督丁公汝昌之墓”。落款是：“旧部敬立，光绪三十四年春”。
下葬礼毕，众人散去。丁代禧最后一个离开。他走到墓前，从怀中取出那封当年被抄走、后又因“无关紧要”退还的李鸿章批过的电报底稿，轻轻放在了碑前石座上。海风很大，吹得纸张哗啦作响，但没能把它吹走。因为那上面，压着那枚从父亲旧制服上取下的、早已失去光泽的黄铜纽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