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酒后玩枪，打死一名苏军少校，被判枪决。赫鲁晓夫为救儿子竟向斯大林下跪，尊严尽失。但最终，儿子仍死于斯大林之手。赫鲁晓夫悲痛欲绝，下定决心要报复斯大林！
赫鲁晓夫没有立刻发作。他回到基辅的办公室，像往常一样签署文件，只是笔尖的停顿比以往更长。他让人打听儿子最后关押的地点，得到的回复是案件已经归档，签字层级“太高”。那两个字像钉子一样钉进他心里。
他开始出席莫斯科的各种会议，发言积极，对斯大林的所有指示都第一时间表示拥护。但在无人注意的角落，他的耳朵变得异常灵敏。斯大林随口批评某个将领、某位官员，或者对某份报告流露出不满，赫鲁晓夫都会默默记下时间、地点和原话。他不用日记本，全凭脑子记，晚上回到住处再用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匆忙记在随手找来的纸片上。
1946年，乌克兰发生饥荒，赫鲁晓夫被派往一线处理。在视察灾区的路上，他遇到一位老妇人，儿子在1937年被镇压。老妇人并不知道他是谁，只是对着这位干部哭诉：“他们说他背叛了祖国，可他在西班牙流过血……连个说法都没有。”赫鲁晓夫听着，没有说话，只是把随身带的干粮都留给了她。上车后，他对随行人员说：“很多事，需要有个说法。”
调回莫斯科后，他主动接近那些同样受过斯大林敲打、但尚未倒台的高层。他打交道的理由很实际：讨论生产指标、研究城市建设，或者交换一些无关紧要的部门消息。在谨慎的试探中，他逐渐摸清了哪些人内心积压着恐惧，哪些人对现状暗藏不满。他绝不提个人仇恨，话题永远围绕着“工作”和“党的利益”。
斯大林去世后，权力过渡期表面平静，底下暗流涌动。赫鲁晓夫被推举为第一书记，部分原因在于他看起来威胁最小。他顺势接过了一些档案管理和调查委员会的职责。一开始，这只是例行公事，审查一些历史遗留的“技术性错误”。

但他悄悄调整了方向。他指示自己信任的几个人，去系统调阅1930年代以来的部分审判记录，特别是那些被指控为“间谍”、“叛徒”却缺乏物证、仅凭口供定罪的案子。材料一箱一箱地送来，他通常在下班后独自查阅。有些案卷里，有斯大林用红笔批的“同意”或简单的缩写。
1956年苏共二十大，会议议程原本平淡。在绝大多数代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赫鲁晓夫要求召开一次秘密会议。在那次会上，他没有拿稿子，面前只放着一叠厚厚的、标记过的档案摘要。他开始叙述，时间、名字、指控、结局。他引用了大量数字，念了许多被害者在最后一刻写给中央的申辩信片段。
会场陷入死寂，然后是逐渐失控的骚动。有人震惊，有人愤怒，有人恐惧地望向四周。赫鲁晓夫讲完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用一贯的语气说：“同志们，我们不能让这些错误继续被掩盖。这不是为了追究哪一个人，是为了党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会后，有亲密同僚私下问他：“尼基塔，你做了件危险的事。是因为列昂尼德吗？”赫鲁晓夫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如果我今天只是因为列昂尼德，那我应该只念他一个人的案卷。但我念了成千上万个人的。你说这是为什么？”
他的报复完成了，但不是用子弹，也不是用暗杀。他用公开的档案、冰冷的数字和那些被遗忘的申辩信，拆解了那座不可质疑的神像。此后多年，他的政策反复，地位起落，但那场秘密报告带来的冲击，彻底改变了许多事。人们后来评价他功过纷杂，但都会提到1956年的那个夜晚，提到他如何把一件深藏的个人伤痛，扭成了一个时代公开转折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