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读者会想到好像怎么读都读不完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著名俄语翻译家、学者刘文飞却说《死屋手记》和《地下室手记》这两部篇幅不大的小说才是“最具识别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因为它们“一看就知道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一看就知道是其他作家很难写出来的”。
本文摘选自《俄国文学：审美的乌托邦》，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两部作品都题为“手记”，一部叫《死屋手记》，一部叫《地下室手记》。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这两部作品虽然篇幅不大，都应该算是中篇小说，但它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却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们是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典型特征的两部作品，换句话说，是最具识别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一看就知道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一看就知道是其他作家很难写出来的，与此同时，这也是作家创作过程中具有路标转换意义的两部作品。
《死屋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要塞中亲身经历的写照，作品由回忆录、随笔、日记等组合而成，没有连贯的情节，将作品联结为一个整体的是第一人称主人公的心理感受。在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下，关押犯人的要塞变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作者将自己那些恐怖的记忆通过《死屋手记》再现给读者，小说对当时社会乃至制度的抗议和抨击力度无疑是巨大的。
这部作品从这座监狱要塞的外表写起。
作者写道：这是一座用高高的原木围起来的院落，长约200步，宽约150步，呈不规则的六边形，大门永远紧闭，“这座大门外面才是光明的自由世界，在那里人们过着跟大家一样的生活。但是，在大墙这一边想象外面的世界，就像那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美丽的童话。这边是个自成一统的特殊世界，这里有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法律，有自己的服装，自己的风俗习惯，这是一座把人活埋的死屋，这里的生活与外面的任何地方都不同，人也是特别的。我现在要描写的就是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接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别叙述了他“最初的印象”，“第一个月”的生活，写到他在狱中结识的人，狱中的日常生活，狱中的人和动物，狱中的诊所，犯人的越狱行动等等，最后写到他苦熬数年，终于等到了“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的前夜，暮色中，我沿着监狱的大墙最后—次把我们的整个要塞绕了一圈。这些年来，我绕着这堵大墙走了几千次啊！在我到这里来服苦役的第一年，我独自一人，在这些牢房后面徘徊，孤零零的，满腹愁绪。我记得，我当时计算过，我在这里还要待上几千天。上帝啊，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啊！……我在默默地同我们牢房的这些发黑的木头墙告别。在我入狱之初，这些木头墙是多么的阴森恐怖，想必，比较过去，它们现在也衰老了；但是我并没有觉察出这一点。在这四堵墙里，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地葬送掉了啊！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啊！要知道，应该有一说一：要知道，所有这些人都是一些不平凡的人。要知道，这些人也许正是我国全体人民中最有才华、最有力量的人。但这些强大的力量却被白白地毁灭掉了，被反常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了；而这又是谁之罪呢？
可不是吗，究竟是谁之罪呢？
在《死屋手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重复了赫尔岑提出的《谁之罪》的质问，他也用这部作品开启了俄国文学中的“大墙文学”“劳改营文学”的先河，后来，到了20世纪的解冻时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多夫拉托夫的《营区》等作品又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传统。
不过，《死屋手记》并不仅仅是一种“暴露文学”，是一篇揭露监狱内幕的报告文学，目睹“死屋”之黑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表达出了一些更为深刻的感悟和思考：
首先，是对犯罪原因的深究，作者发现，大多数犯人之所以犯罪并非出于个人原因，而是不公平的社会使然，相比较而言，完善一个社会要比惩罚一个人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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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对犯人中间“不平等”现象的发现，同为阶下囚，阶层和阶级之间的敌意乃至仇恨依然如故，由此不难看出，由不公平所导致的俄国社会分化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俄国人固有的善良、忍耐、恭顺等美德依然存在于许多来自民间的普通囚犯身上，较之于来自贵族阶层的流放犯，这些具有深刻宗教感的囚徒身上依然存在着一些闪光的品质。
与《死屋手记》构成呼应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部“手记”，就是《地下室手记》。这部作品1864年发表。
《地下室手记》由两个章节构成，第一章的题目是《地下室》，第二章的题目是《由于潮湿的雪》。小说和《死屋手记》一样，因为标明是“手记”，所以也采用第一人称叙事。
这是小说的开头：
我是个病人……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我想，我的肝脏有病。但是，我丝毫不懂得我的病情，我确实不知道我有病。我不去治病，也从未去治过病，虽说我是尊重医学和医生的。再说，我还极其迷信；当然，我还没有迷信到不尊重医学的地步。（我受过足够的教育，能让我不迷信，可我还是迷信。）不，我是因为赌气而不愿去治病的。你们也许不愿意了解这一点。我却是明白的。自然，我无法向你们解释清楚，我这是在和谁赌气；我也一清二楚，我不去医生们那里决不会使得他们“难堪”；我比谁都清楚，我这样做，只会害自己，而不会殃及他人。但是，如果说我没有去治病，这毕竟是在赌气。肝脏在痛，那么，就让它痛得更厉害些吧！
小说通篇都是这样一种挑衅的语言，这样一种忿恨的语气。说出这些话的人，或者说这样说话的人，是彼得堡的一个中下级官吏，八等文官，四十岁，他人很聪明，也接受过教育，在得到一位远亲去世后留给他的一笔不大的遗产（六千卢布）之后，他就辞去工作，躲进地下室，与世隔绝，在“手记”中记下他在生活中遭受的屈辱，积累的怨恨，时间已经长达一年。
他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改变周围的环境，但他内心里却又是一个骄傲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否定各种社会理想和道德原则，主张绝对的个性自由，但在生活中却又谨小慎微，卑微胆怯，就像地下室里一只心理阴暗的耗子。
他自称他成不了任何一种人，既不是小人也不是君子，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爬虫。他嘲笑美和崇高，鄙视人人趋之若鹜的利益和享乐，认为内心的真正自由才是人最应该珍视的，最应该追求的。
他在作品中感叹：“我深信不疑，人的全部问题恰恰就在于，他每时每刻都要向自己证明他是人，而不是琴键！”他最不能忍受“二二得四”这样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和公式，认为“二二得五”有时也是很可爱的东西。
在小说的第二章，主人公追忆了他二十四岁时遇到的事情。
在办公室里，他总是不敢拿正眼去看同事。他想去打台球，却被一个军官像赶苍蝇一样赶了出来，“尽管我比所有人都聪明和高尚，但我仍然只是一只受人欺凌和侮辱的苍蝇”。
在与几位同学聚会时，他因为没有钱再一次遭到奚落和冷落。他学着同学的做派，进了妓院，遇见了妓女丽莎，他在恶毒地对待对方之后，又开始给对方上课，上道德课，使得丽莎觉得他“好像是按照书本上的句子说的”。
“地下室人”把地址留给了妓女，可是等丽莎三天后来找他的时候，他又用话语侮辱丽莎。丽莎站起身来离去，把“地下室人”塞到她手心的五卢布纸币扔在地板上。
小说的最后一句，已经不再是“地下室人”的第一人称口吻，而变成了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他写道：“不过，这位奇谈怪论者的《手记》至此仍未结束。他没有停下，还在继续地写。但是，我们却认为，可以在这里打住了。”
这个中篇几乎没有多余的情节，通篇都是主人公的讲述，也有人把他的讲述称为“‘多余人’的哲理独白”。
“地下室人”在不断地进行着紧张的内心自省，坎坷的生活经历和屈辱的社会地位让他的心中集聚起太多的怨恨，但软弱的性格又使他找不到发泄的方式，在剧烈的思想活动中，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说到底，“地下室人”是要向世人证实自己的存在，证实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其创作中具有某种转折意义，从这部小说起，作家更注重小说的社会哲理内涵，其主人公的心理也得到了越来越深刻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