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炽寿是我国著名航空制造专家，歼‑10飞机研制现场副总指挥，航空工业成飞原总工程师，主持歼‑10制造试制工作，是歼‑10成功首飞的核心功臣之一。

1956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成飞），毕生从事飞机设计、制造与技术管理工作。
当年歼10立项之时，国内航空工业还处在追赶阶段，新机新技术占比突破六成，远超国际上普遍三成的安全红线，制造端的风险从一开始就悬在所有人头顶。薛炽寿没有被动等待图纸下发，开创性推出“跟设”模式，组织大批工艺人员直接进驻设计所，在方案阶段就介入研判加工可行性，一年之内提出上万条修改建议，很多设计缺陷在落地生产前就被抹平 。

研制路上资金紧张一度卡住项目推进，成飞内部甚至靠生产民品补贴航空主业，薛炽寿多方奔走筹措八千万元自筹资金，硬生生保住试制节奏不中断 。最棘手的难关落在机体整体框，也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亚洲第一框”。两吨重的航空铝合金毛坯，最终要铣削到七十多公斤，部分腹板薄至1.5毫米，变形误差必须控制在0.1毫米以内，在当年国内加工条件下几乎是无解难题。他守在车间一线，陪着工人一点点调试参数，反复试错打磨，啃下这块决定战机骨架成败的硬骨头 。

车间里流传着他的“黑板管理法”。十块黑板悬挂在装配现场，所有工装故障、零件缺漏、工艺卡点全部逐条登记，问题不隔夜、节点不拖欠，任何隐患都无法蒙混过关。首飞前夕还出现过三滴油的险情，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质量意识，让他果断叫停试飞，坚持原因不清绝不升空，把风险拦在起飞之前 。

1998年3月23日，歼10原型机缓缓拖出机库。别人都坐车前往跑道，薛炽寿选择步行两千多米，一路陪着这架倾注多年心血的战机走向起飞线。事后采访里他说得朴素，就像送自家孩子上考场，心里哪能完全没有忐忑，只是十八年的攻坚，早已把战机当成自己的骨肉 。

很多人记住宋文骢总师，记住试飞员雷强，却容易忽略制造线上这位“铸骨人”。一款战机光有精妙图纸远远不够，能否落地成型、稳定可靠，考验的正是制造系统的硬实力。薛炽寿打通设计与制造的壁垒，把一个个实验室里的构想，转化成车间里可加工、可装配的实物。

他一辈子扎根成飞，经历过仿制机型时代，亲眼见证国产战机一步步挣脱技术桎梏。歼10横空出世之后，国内三代机制造体系就此成型，也为后续多款先进战机的研制铺好了工艺道路。大国重器腾空的背后，正是无数像薛炽寿这样默默扎根制造一线的专家，以严谨、坚韧，托举起中国航空向上突围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