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啥把大寨和陈永贵捧得那么高？很多人以为是粮食打得多，其实大错特错！真正的原因，藏在两个字里：“骨气”。
洪水过后的第三天，陈永贵站在虎头山腰被冲垮的梯田边上。脚下的泥浆还没干透，混着碎石和断了的庄稼秆。会计把算盘拨得噼啪响，额头上全是汗：“永贵叔，数出来了，损失不小。今年的公粮……怕是凑不齐了。”
陈永贵没看算盘，眼睛盯着山沟对面那一大片裸露的黄土坡。半晌，他开口：“凑不齐，就想办法凑齐。”
他说的办法，不是向上伸手。当天晚上的社员大会上，煤油灯照着一张张愁苦的脸。陈永贵站起来，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砸在土窑的墙上：“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咱们不能要。要了，大寨人的腰杆就软了。”
下面有人小声嘀咕：“那吃啥？明年种子从哪儿来？”
陈永贵接过话：“地冲垮了，咱们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回去；庄稼淹死了，咱们一粒种子一粒种子补种上。公粮，一粒也不能少；社员的口粮，一两也不能克扣；明年的生产，一样也不能耽误。”他顿了顿，“这叫‘三不要’，也叫‘三不少’。”
会开完，月亮已经升得老高。有人心里打鼓，这话说得硬气，可石头和土不会自己跑到田里去。
天还没亮透，山梁上已经人影晃动。男人们扛着铁钎、撬棍下到沟底，把冲下来的大石头撬松，再用绳子绑好，几个人喊着号子往坡上拖。石头棱角锋利，手掌磨出血泡，缠上旧布接着干。没有机械，最大的那块青石，八个人抬了整整一上午，才挪到预定的坝基位置。

女人和孩子也没闲着。铁姑娘队领着人，把那些倒在泥里还没烂透的玉米秆一捆捆扶起来，小心地洗掉根上的泥，重新培土。泥浆糊了满身，她们就着沟里的水胡乱擦把脸，接着干。年纪小的娃娃提着篮子，在石头缝里捡拾那些被水冲出来、还没发芽的薯块和豆种，拢在一起，晒干了还能用。
陈永贵扛着石头走在最前面。肩膀磨破了，血渗出来粘住衬衫，他咬咬牙，换个肩继续扛。晚上收工，他提着马灯去查看新挖的窑洞。有一户的窑顶土层太松，有塌方的迹象，他立刻叫停，亲自示范怎么打木撑、怎么分层夯土，直干到后半夜，确定安全了才离开。
春天播种的时候，很多地还没完全恢复。种子撒下去，有人心里没底，偷偷问陈永贵：“这能出苗吗？”陈永贵蹲在地头，捏起一把仔细筛过的土，说：“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你真心实意伺候它，它就会给你长庄稼。”
夏天锄草，秋天收割。当打谷场上的玉米堆成小山时，会计又拨起了算盘，这次手指不再发抖。数字出来了：总产量不仅补上了损失，还比往年多了。
交公粮的队伍顺着山道往下走，粮袋沉甸甸的。粮站的人接过报表，看到“大寨”两个字，又抬头看了看这一张张晒得黝黑、挂着汗珠却挺直腰板的脸，拿起印章，重重地盖了下去。
后来，陈永贵去了北京。但他的根还扎在大寨的黄土里。他常说：“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不如回地里看看庄稼长得咋样。”只要有机会，他就回到虎头山，挽起裤腿，和社员一起干活。汗水滴进土里，和许多年前一样。
有一年秋天，他又站在山梁上，看着脚下层层叠叠、绿油油的梯田。风从谷底吹上来，带着庄稼成熟的香气。他看了很久，然后弯腰，从脚边抓起一小把土，在手里攥了攥，又让它慢慢从指缝漏下去。土是干的，暖的。他没说话，拍了拍手，转身朝山下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