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山田淳指出日本GDP跌至世界第6位仅仅是开端。高市必须正视背负着巨额债务的日本比中国、韩国更贫困的现实。（三）】点评几句——虽然作者的批判性和警示基调浓厚，但也需要区分文章的合理观察与刻意的逻辑陷阱。从符合事实的角度观察——一是日本名义GDP位次下行、人均GDP长期滑坡是持续多年的趋势。日本国内需求萎缩、少子老龄化，内需不足，贸易由长期顺差转为贸易收支逆差，依靠海外投资的初次所得维持经常账户顺差，“投资立国”特征显著。海外留存利润不汇入国内，叠加国内投资机会匮乏，长期压制日元，这个判断堪称日本经济学界的多数共识。二是日本政府债务/GDP比率在发达经济体中高居前列，国债付息压力随长期利率上行而放大，利率上行会带来债务利息的“雪球效应”，这是日本财政最大风险点。高市上台后，长债利率上行，市场对日本国债可持续性担忧升温，体现在对消费税减税的财源、增强军备财源等关注上尤其明显。三是日本长期保持国际组织高额出资与ODA对外援助，即便财政紧张，对外援助规模仍维持在全球前列，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国内民生缺钱却大量对外撒钱”的批判声音。
从作者刻意夸大、简化、偷换概念角度观察——一是混淆总量GDP、名义汇率GDP、购买力平价PPP，以及简单直接比较国家/地区人均，得出“日本比中韩穷”的片面结论。名义美元GDP极易受汇率波动影响，日元贬值会直接压低以美元计价的日本GDP和人均数值，不完全等同于国民实际生活水平。 同时，不能简单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并列作为独立经济体。另外，全国层面中国人均GDP仍显著低于日本，上海、北京作为国内发达城市，局部人均接近日本全国均值，是区域差异，不能等同于整个国家水平。作者刻意做如此对比，带有某种舆论煽动意图。二是对“投资立国”的理解较为片面，海外投资收益不计入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统一规则，不是日本独有的问题。海外留存利润留在当地再投资，是跨国资本的普遍行为，不完全是因为国内没有投资标的，还有海外税制、商业布局等多重因素。经常收支顺差，代表日本海外净财富持续积累，这是日本的资产优势，文章只谈弊端，不提日本拥有全球顶级规模海外净资产这个侧面。三是对高市经济学与撒切尔主义的对比，存在简化误读。撒切尔改革的背景是英国高通胀、工会力量极强、国企效率低下的70年代“英国病”。而日本的核心难题是通缩、老龄化、内需不足、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当年英国“滞胀”的基本面完全不同。作者认为高市只学撒切尔口号、不学私有化、小政府，批评其大规模积极财政。但日本国内对早苗经济学本身就存在巨大争议：一派认为需要财政刺激拉动内需；另一派认为大规模财政扩张会加剧国债危机。这属于日本国内政策路线之争，并非绝对的对错。
四是ODA和国际机构出资的价值被全盘否定。日本对外援助、国际组织出资，不只是单纯“花钱”，同时绑定资源保障、外交影响力、供应链布局、规则话语权，是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组成部分。完全忽略出资的战略收益，单纯从财政收支角度指责，视角单一。五是这篇文章代表日本保守派/财政紧缩派的声音：主张优先财政重建，反对大规模财政刺激，质疑早苗经济学。而支持早苗经济学的一方则认为，日本最大问题是内需不足，在通胀回升阶段，可以利用财政刺激拉动民间投资，不能过早收紧财政。 日本今后几年，财政可持续性、日元汇率、长期国债收益率，将是观察高市政权成败的三大核心指标。六是有些分析属于经济结构性困境的解读。例如增长模式切换：从出口拉动的贸易立国，转为依靠海外资产分红的投资立国。国内产业外迁、人口萎缩，本土生产和出口动能减弱，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海外资产收益。这种模式在很多发达经济体中普遍存在。其短板在于收益高度受海外经济、汇率、国际税收规则影响，不稳定。至于财政的“脆弱平衡”：日本国债主要由国内机构持有，这是过去几十年债务没有爆发危机的缓冲垫。但现在长期利率上行，利息支出快速抬升，一旦国内市场对国债信心动摇，就会触发债务风险，这是日本宏观经济最大的灰犀牛。从区域经济相对地位变化看，东亚经济体持续崛起，印度、印尼、中国、韩国等经济增速高于日本，日本在东亚的经济相对地位下滑是中长期趋势。所谓的国民心理落差巨大，本质是对“日本不再是亚洲领头羊”的心理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