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为什么语出讥诮：“堂哉皇哉！” 1945年7月，傅斯年等6位参政员访问延安。 看到大礼堂里四面墙上挂满了群众献给领袖的锦旗，有人动容，有人唏嘘，傅斯年却不阴不阳地来了一句：“堂哉皇哉！” ——壮观啊！辉煌啊！ 显然不是好话，是讥讽。
​​傅斯年说完那句话，声音不高，但周围几个人都听见了。陪同的延安干部脚步顿了一下，脸上没什么变化，继续往前引路。同行的黄炎培转头看他一眼，没接话。

这处大礼堂刚办完中共七大不到两个月，满墙锦旗都是各根据地、各解放区的参会代表带来的，红底金字排得满满当当，一眼望过去确实气派。在场的人都懂，这是民心所向的证明，可傅斯年偏要往另一层想。他是读着西方自由主义著作长大的学者，一辈子最忌讳个人权威压过制度，最怕“领袖”两个字被捧得太重。这话不是专门针对延安，换在重庆的任何一场官方典礼上，他见了类似的排场，嘴下也不会留情。

傅斯年的直脾气，在民国知识界是出了名的臭又硬。五四运动时他是北大学生领袖，扛着大旗走在游行最前面，转头就敢骂同代学生做事浮躁；后来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当国民参政员，公开骂孔祥熙、骂宋子文，指着鼻子骂到两人下台，半点情面都不留。他心里有杆自己的秤，只认道理不认权势，到了延安自然也不会收着性子装客气。

黄炎培不接话，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这趟来延安是做说客的，一心想劝国共两党坐下来谈和平建国，犯不上为一句闲话闹僵场面。陪同的延安干部更是从容，没反驳也没解释，就像没听见一样照常引路。后来有人说这是延安的雅量，也有人说这是见多了外界的各种议论，早有了定力。

等到和毛泽东正式会面，场面反倒有意思起来。毛泽东主动提起二十多年前北大的旧事，笑着说当年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总指挥，自己只是图书馆里的小职员，还旁听过他的课。傅斯年连忙摆手，连说不敢当，还补了一句：“我们当年不过是陈胜吴广，掀起点风浪就没下文了，你们才是真正干大事的。”话说得客气又得体，立场却划得清清楚楚——他是来访的客，是中立的观察者，不是来投奔的自己人。

五天的访问很快结束，一行人飞回重庆。有人当面问傅斯年延安到底怎么样，他没说坏话，也没使劲夸，只说延安上下生活朴素，官兵一致，执行力很强。可私下里他还是保留着自己的看法，那句“堂哉皇哉”的讥讽，本质上是他的信仰使然。他信奉的是多元、是制衡，是思想自由，越是整齐划一、万众一声的场面，他心里越打鼓。

现在回头看，这短短一句话，藏着战后中国最复杂的一道选择题。抗战刚打完，整个国家百废待兴，中国该走哪条路？国民党、共产党，还有傅斯年这群中间派知识分子，各有各的答案，各有各的坚持。傅斯年的讥讽，说不上是什么远见，也算不上是偏见，就是一个传统自由主义书生的本能反应。他看不惯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党派，是任何容不下不同声音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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