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国家长期被犹太人欺负，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他们团结不起来，始终是一盘散沙。这个从历史来看，就是早期的阿拉伯人在整个中东地区可能都是部落化的社会结构。这种原始的组织形式，在很多地方一直持续至今都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最典型的可能就是阿联酋，虽然是已经披上了现代化的外衣，但是整个国家的行政治理结构还是部落化的。
这种部落化的底子，直接影响了阿拉伯世界对外行动的方式。当面对外部挑战时，部落或家族的利益往往会先于整体民族的利益。一个酋长或族长在作出决定前，首先要权衡的往往不是“这对阿拉伯人是否有利”，而是“这对我的部落、我的家族意味着什么”。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围绕巴勒斯坦土地的争端爆发。尽管多个阿拉伯国家联合出兵，但其军事行动常因内部协调不畅而受阻。不同国家的军队各有指挥，甚至来自同一国家的不同部落武装之间也存在隔阂。战场上，一方的军队前进时，未必能得到友军的及时配合；当需要撤退以保存实力时，也常因缺乏统一命令而陷入混乱。这种“联而不合”的状态，使他们在面对组织严密、目标单一的以色列国防军时屡屡处于下风。
经济利益的分化是另一个关键因素。上世纪中叶，一些阿拉伯国家因石油而富裕起来。巨额财富并未均匀地流向整个阿拉伯世界，反而加剧了国家间的差距和各自的盘算。富裕国家更倾向于用资金来巩固自身政权稳定性，或通过援助来影响邻国，换取政治支持，而非无条件地投入到耗资巨大且前景不明的共同事业中。对巴勒斯坦的经济援助时常附带条件，或成为国内政治平衡的工具。

外部大国的介入也深刻塑造了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冷战时期，某些阿拉伯政权依赖苏联的军事援助，而另一些则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关系密切。这种依赖关系使他们在重大问题上很难形成独立且一致的对外政策，常常要顾及背后支持大国的战略利益。即便在共同反对以色列的议题上，不同的外部靠山也导致了行动上的分歧和犹豫。
即使是共同的语言与宗教，也未能消弭深刻的内部矛盾。不同教派之间的分歧，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治对立，时常超过了对“外部敌人”的共同警惕。这使得一些阿拉伯国家在面临以色列的某些行动时，反应并不一致，有时甚至因内部教派斗争的考量而选择观望或克制。
进入二十一世纪，这种分化更为明显。当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遭受军事打击时，公开、全力声援并采取统一强硬行动的阿拉伯国家寥寥无几。不少国家更专注于应对自身面临的经济挑战、社会问题或地区内的其他威胁。个别国家甚至与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建立正式外交与商业联系，这从国家现实利益出发是可以理解的，却进一步表明了“阿拉伯团结”在现实政治面前的脆弱性。
因此，阿拉伯国家难以形成团结对外的力量，根源在于其社会结构的历史遗留、现实利益的严重分化、外部势力的深刻影响以及内部深刻的宗教政治裂痕。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团结”更像是一个遥远的口号，而非可执行的现实策略。当前巴勒斯坦的困境，依然是这种结构性难题最直接的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