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还能取得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吗？这个反事实问题没有唯一答案，但可以确认的是，全面抗战改变了政治格局、群众基础和军队规模，也让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战争中积累了组织、动员与作战经验。

把1936年的中国地图摊开来看，很难想象不到十年后会发生什么。当时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刚刚结束长征，主要力量集中在陕甘宁一带，面对的却是装备、兵力和资源都占明显优势的国民政府军。
不过，“1936年红军只剩3万人”这个说法需要稍微校正。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确实只剩不到8000人；后来红十五军团等力量汇入，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三大主力红军合计约6万人。
真正的问题不是一个精确数字，而是这支力量当时仍处于生存和发展的困难阶段。陕甘宁地区能够提供根据地，却很难凭自身条件支撑一场无限扩大的现代战争。
粮食、兵员、枪械、弹药，都有现实上限，如果继续按照过去那种大兵团对抗的办法作战，红军很难迅速改变力量差距。历史偏偏在这个时候拐了一个弯。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随后事变和平解决，国内政治环境出现重大变化。这个节点的重要性，并不只是“蒋介石被扣了十几天”，而是国内主要力量的关系开始重新排列。
到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原来被围追堵截的共产党武装，获得了在全国抗战框架下重新组织力量的空间。
这一步的价值，不能只用“合法性”三个字概括。更重要的是战争空间发生了变化，日军占领大量城市和交通线以后，华北、华中广大农村出现了新的战略纵深。
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把主要力量都投入城市正面争夺，而是深入敌后，在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出现了：军队规模扩大不再只是“招多少兵”的问题，而变成了能不能建立一套持续运转的地方体系。
中国共产党方面公布的统计显示，当年八路军在华北作战2.48万余次，新四军在华中作战4500余次。这些数字背后反映的是一种长期消耗战，而不是靠几场大会战解决问题。
到了1944年，形势又发生变化。敌后武装开始扩大攻势范围，豫东、豫中、豫西等地的抗日根据地相继发展起来，华北、华中和陕北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数字的变化因此更加明显。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方面公布的解放区已经有18个，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达到91万人，民兵达到220万人。
到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约132万人，民兵260余万人，解放区达到19个，人口接近1亿。不同统计时点和统计口径会出现差异，所以把“120万”理解为抗战结束前后的大致规模，比把它当成一个精确固定数字更严谨。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就是1945年8月以后。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后，敌后人民军队迅速展开受降和反攻。
8月10日至11日，朱德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反攻的命令；到抗战结束阶段，敌后部队已经能够从游击战逐渐转向较大规模的正规作战。中国军网资料显示，全面反攻阶段解放区军民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
这时候再回头看1936年，差别就不只是兵力数字了。1936年的红军，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陕北站住脚；1945年的人民军队，面对的已经是如何把分散在各地的部队集中起来、如何接收武器、如何控制交通线、如何扩大根据地的问题。
战争把一支规模有限的武装，逐步变成了拥有多层组织和后勤体系的军事力量。所以，“没有抗日战争，共产党还能不能取得解放战争最终胜利”，不能简单回答成一个确定的“能”或者“不能”。
因为这本质上是一个反事实历史问题，没有日本全面侵华，就意味着西安事变之后的国内政治走向、国共关系、地方势力变化、经济状况乃至社会矛盾，都可能出现不同组合。任何人直接断言另一条历史线一定会怎样，都超出了史料能够证明的范围。
但有一点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抗日战争极大改变了共产党获得力量的方式。如果没有八年全面抗战，就不会有后来如此广泛的敌后战场，也不会有近亿人口的解放区，更不会有一支在长期战争中完成组织扩张和正规化转变的人民军队。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军队承担了正面战场的大量作战任务，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资代价。战争结束时，双方面对的已经不是1936年的原始力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