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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忆 我的童年教育 一 我童年的时候还没有新式学校,只有家塾

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忆 我的童年教育 一

我童年的时候还没有新式学校,只有家塾。男孩进家塾读书,或是备考科举,或是学习经商本事;女孩不能和男孩同塾读书,要读书只能另外请先生,贫苦人家请不起老师的孩子,便只能沦为文盲。

一位先生通常要教几十名学生,采用个别授课的方式。塾中没有黑板,也不分班级,先生从早到晚端坐堂上,学生自然不敢肆意嬉闹。那时时钟少见,塾内也没有钟,白天依靠日晷计时;若是阴天落雨,时间就只能大致估算,好在是单独授课,差上一两个小时也无关紧要。

我名义上六岁进家塾启蒙,实际上按周岁算才五岁零一个月——家乡习俗是生下来就算一岁。塾里书桌很高,我的椅子底下要垫上木架才够得到桌子,坐上去之后双脚一直悬空。

我开蒙最先读的是《三字经》,三字一句,朗朗押韵,孩童容易记诵。时隔六十多年,我还能背出大半,开篇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儒家这套性善学说,是其人生与教育思想的根基,甚至对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法国学派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只是当年的我,完全不懂其中含义。

我十分厌恶家塾的生活。有一天趁先生不备,我偷偷爬下椅子,像小狗一般奔回家,扑进母亲怀里。母亲见我回来很是诧异,温和地问我为什么逃回来。我告诉她塾不好、先生不好、书也不好,还气冲冲地说要杀先生、烧掉家塾。母亲没有强行把我送回去,那位先生也没有上门来找。

第二天清晨,母亲耐心劝我,终于说服我自愿重回塾中。我从小就吃软不吃硬,好好商量什么都好说,高压逼迫反而没有用处。家里佣人把我的竹椅子垫在木架上,让我刚好够着书桌。先生没有提我逃学的事,只是有些同学对我做鬼脸,我不去理会。我继续读《三字经》,虽然并不明白文意,仍一遍一遍高声诵读,直到背熟;等到太阳正中就回家午饭,饭后再赶回塾里继续读书,一直读到日落放学。


蒋梦麟

注:蒋梦麟是末代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