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恨她入骨，下令毁掉所有画像，可他忘了，有幅画根本毁不掉
那拉氏被侍卫押回紫禁城，关进了她自己的寝宫。门从外面落了锁，原先伺候的几十个宫人，只剩两个老嬷嬷。她们送来饭菜时不敢抬头，放下食盒就走。她没碰那些饭菜，只是坐在镜前，看着自己被剪得参差不齐的头发。
几天后，内务府的太监来了，没带圣旨，只口头传了皇帝的话：皇后静养，一应用度裁减。他们当着她的面，搬走了寝殿里大半的摆设，连她常用的那套青玉文具也没留下。最后，他们取走了装着她皇后册宝的金漆木匣。她没有阻拦，手指紧紧攥着衣袖，直到那队人的脚步声消失在长廊尽头。
宫里的消息传得飞快。令贵妃协理六宫的旨意下来了，妃嫔们晨起请安的地点也换了。再没有人来她宫门前问候。仿佛长春宫一夜之间成了禁地，连路过的小太监都加快脚步。
唯一照常送来的，是内务府画院依例绘制的《月令图》。那拉氏展开新送来的绢本，画上仍是众妃随帝游园的场景。她的位置还在那儿，衣着华贵，站在乾隆身侧。但那张脸——她自己的脸——却被画师用极淡的墨，描成了另一副完全陌生的相貌。细看之下，眉眼依稀是某个新晋贵人的模样。

她盯着那张嫁接在自己身躯上的脸，看了很久。然后她让嬷嬷找出剪刀，不是剪头发，而是沿着画中“自己”的脸廓，轻轻地将那一小块绢布剪了下来。剪口整齐，没伤到旁边的任何笔墨。她把剪下来的那块小绢，放进一个空了的胭脂盒里。
乾隆三十一年，宫里开始筹备《塞宴四事图》的绘制。这是记录木兰秋狝盛况的巨制，所有随驾后妃都将入画。画师首领战战兢兢地去请示：皇后娘娘的仪容，该如何绘制？得到的回复只有四个字：照旧例办。
“旧例”是什么，画师心里清楚。于是，在打好的草稿上，属于皇后的位置上，画师只勾勒了一个没有五官的轮廓，像一尊穿着锦衣的偶人。
这幅画绘制了近一年。完成那天，乾隆亲自检视。他看到画中央那个面容空白的女子，沉默了片刻，说：“就这样吧。收好。”
画被收入库房，与其他皇家珍藏锁在一起。乾隆没再下令修改这幅画，或许是他觉得，一张空白的脸，比一张被替换的脸，更能彰显他的绝对权威——这个人存在，但不必有面目。

那拉氏在深宫里又过了六年。这期间，她生的十二阿哥永璂被迁出阿哥所，安排到僻静的院落居住，名义上是“专心读书”，实则再无召见。她偶尔能从嬷嬷的只言片语里听到儿子的消息，说他长得像她，说他读书很用功。她不再剪画了，那个胭脂盒一直收在枕下。
乾隆三十六年，那拉氏病重。御医来诊过两次，开了方子，但药似乎没什么效用。她弥留之际，身边只有那两个早已头发花白的老嬷嬷。其中一人抖着手，从怀里摸出那个胭脂盒，想递给她。她摇了摇头，目光越过嬷嬷的肩头，看向殿外一方窄窄的天空。
她去世的消息送到热河时，乾隆刚猎完一头鹿。他听完奏报，擦拭着弓背上的血迹，说了句：“知道了。按常例办吧。”
所谓“常例”，是一个妃嫔的丧仪规格，而非常后。没有谥号，没有单独祭享，棺椁被送进早已安葬了纯惠皇贵妃的地宫侧室，拥挤而隐蔽。陪葬品清单薄得可怜，几乎没有像样的金银玉器。
然而，那道关于抹去所有面容的严令，却在下达后出现了纰漏。内务府画院的画师们奉命修改所有存世画作，工作量巨大，人心惶惶。在修改一幅早年的《亲蚕图》时，一名画师因过度紧张，将替换上去的新人脸孔贴歪了少许。远看无碍，近看则能发现，画中那拉氏服饰的女子，竟隐约有着两层眉眼的轮廓。

这个错误当时无人察觉。画作修改完毕后，照例归档封存。
时光流转，清宫画院无数精美画像或被珍藏，或遭劫难，那幅因“空白脸”而逃过修改的《塞宴四事图》，却因其画面的特殊“残缺”，在民国清点文物时引起了学者注意。那张没有五官的脸，在华丽仪仗的簇拥下，显得格外刺目和孤独。
后来，当科技足以让修复师看清画绢上每一道细微损伤时，人们发现，那空白并非岁月侵蚀。画绢其他部分完好，唯独那张脸的位置，绢丝平整，毫无颜料残留——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被画上眼睛、鼻子和嘴唇。
刻意留下的空白，比任何刮擦涂抹的痕迹，都更决绝，也更持久。
乾隆或许以为，不留面目，便能抹去存在。但他没想到，恰恰是这处精心安排的虚无，成了指向那段隐秘历史最清晰的坐标。画布上那个华服盛装却面目空无的身影，无声地讲述着一段关于恨、关于恐惧、关于一个女子如何在史册与绢帛上被双重扼杀的故事。她没有被“毁掉”，而是以这样一种绝对空白的形式，永远地留在了画里，也留在了历史审视的目光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