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老山前线，17岁的战士赵勇，对18岁的女医务兵谢楠说到：“姐，你看能不能借15块钱给我？我想给我爸买个收音机，”谢楠摸了摸口袋里刚发的津贴，掏出10块递给赵勇：“我先给你10块！”哪知，这事竟改变了她后来的人生。
谢楠看着卡车消失在尘土里，转身处理新送来的伤员。清创时，她忽然想起赵勇说“下月津贴发了就还”。她摇摇头，这前线借钱的事不算稀奇。
三天后，阵地的电话响了。连长接起后沉默了片刻，叫谢楠去一趟连部。她走进帐篷，看见桌上放着一个军用水壶和一张对折的纸币。
纸币沾了泥土，折痕很深。
“运输车遇袭，”连长没看她，“赵勇的遗物。”
谢楠拿起那张钱，是她的十块钱。它叠得方方正正，揣在上衣口袋的位置。
她没有哭，只是把钱放进自己口袋，然后问：“他父亲知道了吗？”
连长说通知了，家里只有一位半聋的父亲。
那天傍晚，谢楠没吃晚饭。她走到弹药库后面的空地，那里有一截废弃的铁轨。她坐在铁轨上，从口袋拿出那张钱，借着最后的天光看了很久。
夜里集合，指导员宣布了处分：谢楠在非规定区域长时间独自逗留，违反战地条例，记过一次，取消当月评优资格。她没有解释，只是站得笔直。
三个月后，部队轮换休整。谢楠的调令下来了，去后方卫生所。离开前，她托采购员买来一台“红灯”牌收音机，花了四十八块钱。
她用报纸包好收音机，写了一封信：“赵伯父，这是赵勇给您准备的生日礼物。他一切都好，勿念。”她没有留地址。
回到后方城市，谢楠的生活似乎回到正轨。她工作、学习、恋爱、结婚。丈夫是中学老师，温和踏实。只有她知道，自己每个月的工资里，会固定存下十块钱。那个存折上写着“收音机”，但她再没买过收音机。
1998年夏，谢楠在报纸角落看到一则消息：麻栗坡烈士陵园发起“寻找烈士亲人”活动。她放下报纸，第一次对丈夫说了赵勇的事。
“我想去看看，”她说，“就一次。”
丈夫沉默了很久，说：“我请年假，陪你去。”
他们在陵园找到了赵勇的墓碑。照片上的少年很模糊。谢楠蹲下身，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十张崭新的十块钱纸币。

她把信封压在墓碑下，轻声说：“连本带利，还你了。”
回去的火车上，丈夫一直握着她的手。深夜，他忽然说：“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三个月后，谢楠工作的医院骨科病房里，住进一位从云南来的老兵。他独自来省城做手术，无人陪护。谢楠每天给他打饭，搀他复健。
老兵出院那天，对谢楠鞠了一躬：“丫头，谢谢了。”
那句“丫头”，让谢楠愣了很久。
2001年，谢楠提前办理了内退。她和丈夫在麻栗坡县城租了一个小院，门口挂了块木牌：“老兵驿站”。
第一年，他们接待了十一位来扫墓的老兵和三位烈士家属。有位母亲坐了三天硬座，找到儿子墓碑时已经说不出话。谢楠扶着她，听她断续地讲儿子小时候的事。
丈夫负责做饭、修水电，谢楠则开始整理信息。她联系民政局、武装部，翻旧档案，把零散的信息抄在本子上：姓名、番号、籍贯、安葬位置。
2005年，她找到了第十三位“失踪”烈士的家人。那是个妹妹，哥哥牺牲时她才五岁。妹妹在墓碑前跪了一整天，谢楠就陪了一整天。
晚上回到小院，丈夫熬了粥。妹妹捧着碗，忽然问：“谢姐，你为什么做这些？”
谢楠想了想，说：“有笔债，总得还。”
“还清了吗？”
“还不清了，”谢楠说，“所以得一直还。”
如今，“老兵驿站”的墙上贴满了车票存根和感谢纸条。窗台上那台“红灯”收音机还能用，偶尔播新闻。谢楠每天擦拭它，丈夫则负责上电池。
有一天，收音机里播着边境旅游开发的新闻。丈夫听完，轻声说：“现在很多人来这里旅游了。”
谢楠点点头，望向窗外。远处山峦青翠，正是当年炮火覆盖过的地方。
她摸了摸口袋，里面是那张旧存折。数字早已超过一台收音机，但她不会取出来。有些债，还的不是钱，是心里一个该填上的地方。填上了，人就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