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党内有这样一些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党的同路人，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乐于参加资本阶级民主革命，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右倾主义者”。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好比一群人当年一起搭伙赶路，说好了要翻过一座大山去看山那边的风景。路上遇到拦路的土匪、坑坑洼洼的泥巴地，大伙儿抄起家伙一块儿上，那叫一个齐心。可走着走着，有人心里就开始嘀咕了，山那边到底有没有好日子？万一翻过去比现在还苦呢？要不就在山腰上搭个棚子凑合过算了。这种念头一冒出来，脚步就慢了，眼神就飘了，嘴上还说着“继续走继续走”，身子却往路边的阴凉地里挪。毛主席说的“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其实就是这个理儿。

这些人当年入党的时候，反帝反封建喊得比谁都响。分田地、打土豪，那是真刀真枪地干，因为那会儿的目标明摆着，把压在人头上的三座大山搬走，谁不乐意？可等到仗打完了，江山坐稳了，要搞社会主义了，要动真格地把私有制往公有制上转，要把按资分配改成按劳分配，有些人就坐不住了。他们心里那本账算得精：我当年提着脑袋干革命，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置点家业、过点舒坦日子吗？现在你让我把家业交出去，跟工人农民一块儿吃大锅饭，这不是白折腾一场？

这种想法说白了，就是把革命当成了“入股”。当年出人出力，是想着革命胜利后能分红。至于社会主义那一套，消灭剥削、共同富裕、工农当家，那是写在纲领里的漂亮话，真到了自己头上，割谁的肉谁疼。他们不是不懂马克思主义，是懂了之后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那半截。民主革命那一关，跟他们个人的利益不冲突，甚至还能捞着好处，自然走得欢。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要他们交出既得利益，要他们跟工农真正平起平坐，那就像踩着了自己的尾巴，跳起来叫唤。

我老家有个远房爷爷，年轻时是村里的农会骨干，斗地主分田地那会儿冲在最前头，后来当了公社干部。可到了六十年代初，上面号召干部带头把自留地交出去，他死活不干，还在背地里说“这不是要人的命吗”。他儿子后来跟我父亲喝酒，红着脸替他爹辩解，说老爷子当年也是流过血的。我父亲闷了一口酒，说了句：“流过血不假，可流血的时候想的是分地，不是想的大同。”这话糙，理不糙。

批判地说，这种“同路人”现象不是哪一个人的毛病，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小生产者意识。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脑子里装的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参加革命，很多时候是被逼上梁山，或者看着革命能带来眼前的好处。一旦革命要往深处走，要触动他们那点刚刚攒下的坛坛罐罐，他们就成了最顽固的绊脚石。毛主席当年看得透，所以他说这些人“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这个准备，不光是理论上的，更是灵魂深处的，你得真信那个东西，真愿意为它把自己搭进去。

放到今天来看，这个话也没过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些人富起来了，手里有了资本，脑子里就开始盘算怎么让钱生钱，怎么把公共资源往自己兜里划拉。你跟他讲共同富裕，他跟你讲市场规律；你跟他讲工人权益，他跟你讲营商环境。这些人未必是坏人，甚至当年可能也是改革闯将，可到了“社会主义”这道坎上，他们的腿就迈不动了。历史好像转了个圈，又回到了毛主席当年警惕的那个点上。

说到底，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看他在顺风顺水时喊什么口号，要看他到了要动自己奶酪的时候，还能不能站稳立场。民主革命那会儿，敌人是明面上的，斗争是痛快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多时候敌人就是自己心里那个“小我”，斗争是憋屈的、漫长的、反反复复的。过不了这一关的人，说到底，是把革命当成了买卖，而不是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