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和李德在遵义会议后交出兵权，两条人生线却彻底分叉
1974年的柏林，一个德国老人在病床上走完了最后一程。他叫李德，年轻时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又在陕北的窑洞里讲过课，带过骑兵。而早在二十八年前，另一位和他一同在遵义被摘掉指挥权的人——博古，已经在黑茶山的一声巨响中，把生命永远留在了归途的山林里。两个曾经共事的人，命运在那场会议之后，拐向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遵义会议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被摆到桌面上，博古和李德一个是政治负责人，一个是军事顾问，这口锅他们没办法推。会议之后，他们都交出了手里的兵权。可换作旁人，恐怕早就心灰意冷了，博古却没有就此沉下去。他承认了自己的错，然后把劲儿用到了别处。
到了延安，博古一头扎进办报和理论翻译的活儿里。《解放日报》他是实打实的操盘人，《共产党宣言》这样的硬核马列著作，他也带人一字一句啃下来，搬进了延安的书架。那几年他埋头干活，没什么怨言。1946年从重庆谈判回延安的路上，飞机撞上黑茶山，他和叶挺等人一起成了后来被人铭记的“四八烈士”。
李德这边则是另一种活法。他跟着红军硬是把长征走完了，到陕北后在抗大当老师，还参与过骑兵团的组建。1939年他搭苏联的飞机回了莫斯科，晚年落脚东德，提笔写回忆录，把自己那段中国岁月记了下来，直到1974年病逝。
历史这东西挺有意思，前头犯的错它记着，后头干的事它也不抹。错了就是错了，改了就是改了，走岔过一段不要紧，关键是岔路口之后，人往哪边迈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