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彭德怀元帅从朝鲜战场回国述职，见到毛主席以后愤怒地说：“主席，我要向你告状。”毛主席听到以后，赶紧问：“朝鲜战场怎么了？你要告谁的状啊？”
彭德怀没坐下，几步走到桌边，手指关节敲在桌面上咚咚作响。“我告的就是咱们自己后方的‘明白账’！”他从军大衣内袋掏出一个磨得发亮的黄牛皮本子，直接翻到中间，推到毛主席面前。“您看看这个数字。”
本子上记着一条简单的物资抵达记录：棉衣三万套，发出日期与抵达前线日期中间，隔了整整三十二天。
“这不是路程耽搁的时间，是卡在一张审批表上的时间。”彭德怀翻过一页，是另一行记录：青霉素八百箱，因“申请批次与调拨计划序号不匹配”，在兵站滞留十八天。“战士等药救命，等来的是表格对不上。等最后电话协调好了，一个营的冻伤感染已经截掉了十七条腿！”
毛主席拿起本子，一页一页看下去，手指在那些具体日期和数字上缓缓移动。
“问题不在物资不够，而在路子不通。”彭德怀声音低沉，“每一级都怕担责，都等着上一级的签字。字没签，东西烂在库里，就是‘照章办事’；字签了但东西送上去误了事，那就是‘擅自行动’。换作您，您怎么选？多数人选择了‘安全’。”
他看向窗外，仿佛能望见朝鲜的方向。“前线阵地，今天打光一个连，明天就能补上一个连。可补上去的人，脚上穿的是单鞋，手里拿的是冻硬的馒头。这仗，我们是在用两条战线打，一条在山上，一条在这些表格和印章之间。”
毛主席合上本子，沉默半晌。“你的想法？”
“撤掉‘酌情’的门槛，拆掉‘等批示’的关卡。”彭德怀转过身，话语斩钉截铁，“发一道死命令：凡前线急需物资，一律先送后报、全力保障；凡因审批延误者，严惩。不给中间环节任何‘选择题’，只给一道‘必答题’。”
“就照这个办。”毛主席拿起笔，在纸上写下几行字，“不仅仅是命令。要把精神说透，让所有人明白，现在的最高章程，就是前线的需要。谁再拿后方规矩卡前方脖子，谁就是战场的罪人。”
命令当夜拟成电报，飞向各处。
二十天后，在朝鲜指挥所，彭德怀收到一份简短的前线回执。不是报表，而是一线师长手写的几行字：“棉衣今日已直送三连阵地，未走任何报备流程。师部担责。另，运输队途中遇炸，绕行山道，物资无损。”
彭德怀将纸条看了两遍，捏在手里，走出山洞。山坡下，运输车的灯光在夜色中连成扭曲而坚韧的光带，不再是一点一点迟疑地移动，而是汇成一股股坚决向前涌去的河。
他没评价，只是把纸条仔细折好，放回上衣口袋。风依旧刺骨，但口袋里那张薄纸，却像是焐热了一块铁。他知道，从今夜起，许多张表格将被直接绕过，许多道印章将被果断跳过。物资会沿着最直最短的路线，砸向最需要它的地方。
那堵由无数“以防万一”和“照例办理”砌成的墙，终于被凿开了第一道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