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彭德怀坚决不愿复出，亲笔写信向毛主席表明态度，毛主席回应：你要不要马上来见我？

彭德怀把信交出去之后，坐在吴家花园的院子里，半天没动。他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了。信里写得明白，自己不适合再出来工作，希望中央考虑别人。话说得直，也没有留余地。

可没过几天，中南海那边来了电话。彭真让他马上过去一趟，说主席要见他。

彭德怀心里打鼓，还是去了。见面后，毛泽东没有绕弯子，当面问他：“你要不要马上来见我？”这话问得平静，却让彭德怀半天没能接上。

他本以为主席会劝他，或者批评他几句。结果毛泽东只是说，西南三线建设缺人，要他去做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这不是商量，是决定。

彭德怀站起来，说自己是党员，服从中央安排。但他提了一个要求：“我去可以，但不要给我派秘书和警卫员。我一个人下去，好做事。”

毛泽东没同意：“那不行，你一个人去，出了问题谁负责？”

两个人在这件事上僵住了。彭德怀心里清楚，自己这些年一直在挨批，许多老部下、老战友都躲着走，现在再去西南，万一出了岔子，牵连的人就多了。

他没再坚持，但出门的时候，脚步比来时沉。

过了几天，彭德怀收拾行装。他把院子里的菜地又浇了一遍，把书架上几本常翻的书捆好，交给侄女彭钢，说：“这个你留着看，我要走了。”

彭钢问他去哪儿。他只说了三个字：“去西南。”

到了成都，彭德怀住进一栋旧楼。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听汇报，而是去攀枝花钢铁基地。到了工地，发现工人们住在席棚子里，喝的是泥塘水。他当场把负责后勤的人叫来，指着水塘问：“你们喝的是这个？”

那人支支吾吾。彭德怀说：“三天之内，把水管接通。接不通，你来找我。”

管道第三天铺好了。这件事传开，工地上的人才知道，这个新来的老头说话管用。

但他那一套作风很快又惹了麻烦。有一次开会，有人拿着稿子念，汇报三线建设进度。彭德怀听了一半，打断说：“你念的这些，跟我看到的对不上。攀枝花那边水泥标号不够，你们知道不知道？”

会场安静了。没有人应声。

后来有人把这事报了上去，说彭德怀还是老毛病，走到哪里都要挑刺，跟地方班子搞不好关系。

消息传回北京，毛泽东那边没再叫人带话。

1966年，形势急转直下。彭德怀在成都被带走，从此离开了他刚铺开摊子的三线工地。

那根他坚持接通的水管，一直用到攀枝花钢铁厂投产。工人换了几批，有人问起当年是谁拍板接的，老工人只记得是个从北京来的老头，脾气大，但说话算数。

至于他叫什么，有人知道，有人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