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清晨，哈尔滨还笼着残冬寒气。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临出门前，把刚满一岁的女儿卓亚抱在怀里，又伸手拉过不满三岁的儿子立克，像往常一样和妻子金伯文挥手道别，还笑着许诺：晚上回来吃饭。他整整齐齐地穿上妻子为他熨好的衣裳便上了车。不料，这一去便是永别。
那天下午，伪装进步分子的军统女特务孙格龄打来电话，谎称有国大代表的紧急情报要当面汇报，约他到道里水道街九号。李兆麟刚开完会，见约定时间将至，警卫员又不在身边，便独自赴约。
进屋后，孙格龄端上一杯下了毒的茶。他端起来喝了几口，忽觉不对，连声问水咋这么咸，头咋这么晕。孙格龄见药性发作，喊了声暗号便慌忙下楼逃走。埋伏的特务一拥而上，李兆麟中毒昏沉仍拼死还手。
土匪高庆三用匕首连连刺下七刀。其中，一刀穿透李兆麟胸背。他们内心害怕这名十四年抗战都挺过来的硬汉，所以下手极其狠辣。这一年，李兆麟才三十六岁，倒在了哈尔滨解放的前一夜。之后，特务本想碎尸沉江，亏得警卫员及时报信、苏军搜楼，遗体才被找到。
那一晚，金伯文守着空屋一夜未合眼。六点丈夫没回，神色慌张的交通员上门问了句李会长回来没有，便匆匆离去。第二天一早，她把孩子托付给同志，独自摸到机关，见到丈夫的老战友冯仲云，只问了一句：兆麟同志有消息没有？
听罢大家分头去找，她没再多言，只是流着泪往回走，继续等。她一路回想早上他笑着挥手说回来的模样，那是最后一面。直到十日傍晚，噩耗才砸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