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时，那么明显的错误为什么未能得到及时的纠正？

近日，在收看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时，始终有一个疑问盘旋在心头：许多人明明知道洋顾问李德提出的“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短促突击”战略战术是错误的，为什么未能得到及时纠正，反而硬着头皮去执行，最终导致湘江战役的惨败，八万多红军战士最后只剩下三万多人，损失大半，几乎葬送了红军和中国革命。

一个对军事毫无所知的博古，却拥有最终的军事决定权，对洋顾问所说的一切都言听计从，对基层不同的声音极度压制；一个对中国国情毫不了解的洋顾问，却非要生搬硬套苏联的那一套，动不动就以共产国际的名头给自己撑腰打气，专横跋扈，最终将红军带向了灾难。

实际上，当时也有许多人提出不同意见，但这些反对的声音被压制了，并且缺乏改变决策的机制。这种“无人反对”的表象，是权威、纪律与时机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实，反对的声音一直都存在，许多前线将领都提出过尖锐批评，只是未能扭转大局：

彭德怀曾当面怒斥洋顾问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痛心红军多年积攒的家底被随意消耗。

刘伯承也因反对李德的阵地战，多次与其激烈争论，甚至被李德斥责“连当参谋都不合格”。

林彪与聂荣臻曾联名建议改用运动战歼敌，但军委回电警告他们要“坚决服从命令”，林彪后来甚至被迫撰文表态支持“短促突击战术”。

既然有人反对，为什么无法阻止错误决策？主要有三层障碍：

1、权威压制：以“国际路线”之名行独断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在当时，共产国际的指示具有绝对权威，反对李德很容易被扣上“反国际”甚至“反党”的帽子。博古作为总负责，对李德言听计从，利用组织纪律压制不同意见，导致“完全取消了军委的集体领导”。

2、认识分歧与信息垄断

当时不少人虽然觉得仗打得别扭，但尚未认清这是路线错误，还寄希望于“堡垒对堡垒”能守住苏区。李德把持了军事指挥权，前线指挥员只能在地图划定框框内作战，缺乏改变战略的权限和信息。

3、时机未到：惨败之前难以撼动

正如伟人毛泽东后来解释的，早一两年发动反“王明路线”斗争是行不通的。因为当时大家还没彻底认清错误，如果过早摊牌，反而可能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让敌人获利。必须等到湘江战役惨败，所有人都意识到“不能再这样走下去”时，解决错误的时机才真正成熟。

所以，当时是“有反对，难纠正”。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红军濒临绝境，全党全军的认识才在血的教训下达成一致，最终促成了遵义会议上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