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说：“我当西影厂厂长的时候，西影厂当时是一千七八百人啊，连家属五六千人，我就没当过这么大的官儿，也不知道咋当。我在陕北拍《人生》拍的外景快完了，传来说是叫我当厂长了。当时路遥在那儿，我跟路遥聊天，我说这厂长怎么当啊？没当过这么大的官，那是正厅级，要管那么多人，先不说管人，一年要拍十来部电影，这个责任重大。”

路遥那天穿件灰夹克，帽檐压低，风一吹黄土往领口里灌。他没安慰，先笑了一声：“你别学当官，你学怎么不让好片子夭折。”这句话吴天明记了一辈子。他不是科班管理出身，演员转导演， 《没有航标的河流》刚有点动静，厂里老同志还不服，突然把他推到厂长位子上，等于让个爱扛机器的人去管粮仓、管财务、管放映公司、管退休老放映员涨药费。

西影厂那会儿啥情况？1980年代初，长影、北影吃计划，西影在西安，厂房老，胶片库漏雨，洗印车间机器嗡嗡响得像老牛喘气。一千七八百职工，里面有老延安下来的美术师，有被打成右派后又回来的编剧，有扛了一辈子灯架的照明工，也有刚从北电分来的小年轻，眼里冒光，可分不到题。吴天明最怕的不是上面下指标，是进门有人喊“厂长，我剧本压了三年了”“厂长，美工组房子漏了没人修”“厂长，发行公司压价，咱片子卖出去连拷贝费都回不来”。

他跟路遥聊完，回厂第一件事不是开中层会，是去资料室翻退稿。一摞摞本子，封皮上落灰，作者名字他熟—— 《红高粱》还没影， 《黄土地》刚有提纲。他后来说：“厂长要是不认片子，只认报表，那西影就剩个壳。”这话不漂亮，可是实话。那年月电影厂厂长有两层担子：一层对上级，年产几部、获奖几部、外汇留成多少；一层对底下，谁家孩子上不了幼儿园，谁拍完戏没差旅报销，全往他桌上堆。

吴天明狠的地方在后面。他敢把老人压着的本子拿出来给年轻人拍，敢让陈凯歌拿《黄土地》去陕北住窑洞，敢顶着“太土、太闷、送审通不过”的议论上马《老井》。张艺谋拍《红高粱》前还没正经长片，吴天明给他机会，也给他难堪——“你别学国外那套花活，先把高粱地种活”。西影后来出了“第五代”，不是因为吴天明会做官，是因为他肯把厂长权力往片子上砸，不肯把厂子变成干部排队、科长分房的机关。

可他也吃过亏。一年十来部电影，不是部部能拿金鸡。有的片子拍完卖不动，库房里堆拷贝，放映公司一句“节奏慢、观众不买票”就把血汗压住。吴天明在会上拍桌子，散了会自己蹲在走廊抽烟，烟是宝成，两块多一包。他跟人讲：“我当厂长最难受的，不是上面批评，是看着好本子被‘稳妥’两个字掐死。”后来西影最风光那阵，外头说“西影现象”，里头人都知道，是吴天明把“不敢拍”的怕字先掰了。

路遥没看错他。吴天明这一生，没学会正厅级那套圆滑，学会的是把门打开，让憋了十年的导演扛着机器冲出去。可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没学过当官，他后来跟上级、跟市场、跟改制后的规矩都拧着来。西影辉煌那几年像烧荒，火猛，地醒了；等资本进来、发行改渠道、电视台分走观众，烧荒的人反而显得不合时宜。

现在回看那段话，吴天明说自己“没当过这么大的官儿”，不是谦虚，是警觉。官当顺了，片场就不去了；片场不去了，剧本上的土味、人情、穷劲就没了。西影当年能站起来，靠的就是一个厂长还跟路遥蹲在陕北风口上，问“这活咋干”，而不是坐在办公楼里问“今年指标完没完”。

中国电影史写“第五代崛起”，字不多，背后站着的，是吴天明这种不肯把厂子管成衙门的人。他怕官大，偏偏怕对了——怕，才不敢乱批条子；怕，才肯把灯光让给年轻人；怕，才把《人生》《老井》《红高粱》从档案柜里拽出来见天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