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永青这篇专栏，我读了两遍。第一遍以为看错了，第二遍确认没看错。他说香港年轻人不生娃，是因为避孕太方便，建议厂商生产一批会漏的避孕套，让意外怀孕变多，生育率就上去了。政府还可以调整次品比例，控制全港生育率。

这话放在饭桌上当段子，都嫌冷。可它偏偏是白纸黑字登出来的。一个做了几十年地产的人，对着香港的生育率数据，给出这样的方案，我只能说，有些人的脑子跟普通人的生活隔着太远。

先把事情说清楚。施永青这个说法不是旧闻，是最近专栏里的内容。香港出生人数跌到不足三万，总和生育率0.733，全球最低。这个数据是统计处公布的，不是谁编出来吓人的。生育率低到这种程度，确实该着急。但着急不等于可以乱开药方。

年轻人为什么不生？这个问题香港妇联调查过。受访者里七成多明确说不想生。原因排在前面的，是经济压力、房屋短缺、工作时间太长。三座山压着，谁有心思生孩子。一个家庭在香港养孩子，房子先卡死。住得小，生了没地方睡。

教育再卡一道，从幼儿园开始抢学位，补习班一个月几千块。医疗、奶粉、尿布，每一样都是钱。双职工家庭还要面对托儿问题，请外佣要钱，不请外佣没人带。这些才是真问题。

施永青说避孕套漏了就能多生。那按这个逻辑，只要把避孕套都扎破，香港明年就能多几万个婴儿？不可能。年轻人不生孩子，不是因为避孕太成功，是因为生下来养不起。怀孕可以意外，养孩子不能意外。一个孩子生下来，二十年起步的责任，不是一次意外能解决的。

香港政府不是没试过发钱。2023年推出新生婴儿奖励金，每名婴儿两万港元。2024年出生人数确实回升了一些，但2025年又跌回去。这说明什么？

说明一次性给两万块，只能让本来就打算生的人稍微提前，不能改变根本不打算生的人。生孩子的成本是长期支出，两万块在香港连几个月托儿费都不够。发钱有用，但远远不够。

施永青自己在专栏里也说过，经济补贴对生育率作用有限。一个刚说过派钱没用的人，转头就提出让避孕套漏。这两个思路其实一样，都在绕开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住房、教育、医疗、职场环境。这些不解决，在避孕套上做多少文章都没用。

历史上有人干过更狠的。1966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颁布法令，禁止避孕和堕胎，目标是增加人口。政策实施第一年，出生人数几乎翻倍。

数据看起来很好。但后面的事情很惨。超过一万名女性死于地下堕胎的并发症，产妇死亡率冲到欧洲第一。很多家庭养不起孩子，把孩子送进国家机构。那些孩子在缺乏照顾的环境里长大，身心发育都受影响。

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后，生育率很快跌回原来的水平。强制催生没有留下人口红利，只留下一代人的伤痛。

罗马尼亚的例子说明，靠堵住避孕和堕胎来催生，短期数字可能上去，长期代价是整个社会承担。女性身体不是政策工具，孩子也不是统计数字。施永青的建议虽然没到禁止堕胎那么极端，但思路是一样的：把生育率低归咎于避孕太方便，而不是去解决年轻人面对的现实困难。

再说施永青的身份。他是地产界的人，香港住房问题怎么来的，他比谁都清楚。香港房价高、租金贵、居住面积小，年轻人连自己都住不好，怎么敢生孩子。公屋轮候动辄几年，私楼价格全球前列，一个普通家庭供楼已经用掉大半收入。

一个地产大佬建议政府在避孕套上做手脚，不如建议多建公屋、加快土地供应、改善居住环境。当然，这些话可能得罪人，不如避孕套方案听起来“聪明”。但真正对生育率有帮助的，恰恰是那些不聪明、要花大力气的事情。

香港年轻人不是不想生，是不敢生。他们看到的是，生了孩子之后，生活质量下降，女性职业发展受影响，家庭矛盾增加。

职场对生育女性不友好，产假不够，弹性工作少，托儿服务不足。教育竞争从出生就开始，家长被逼着卷。这些压力不解决，就算避孕套全部漏，也只会增加意外怀孕和更多困境中的孩子，不会提高有质量的生育。

还有一点，避孕套是公共卫生的进步。它防止意外怀孕，也防止性病传播。故意生产会漏的产品，等于制造公共卫生问题。

意外怀孕增加，不安全堕胎就会增加，单亲家庭和儿童贫困也会增加。政府如果真去调节次品比例，那不只是荒唐，还涉嫌违反商品安全和伦理底线。一个社会不能为了生育数字，去牺牲女性和孩子的健康。

我的观点很直接。生育率低是一个社会愿不愿意为下一代投入的问题。住房、教育、医疗、托儿、职场环境，每一项都需要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施永青的方案把女性身体当成调节工具，把生育当成可以靠次品率控制的数字。

这种想法既不尊重女性，也不尊重孩子。年轻人不生孩子，不是因为他们太会避孕，是因为他们对未来没有足够的安全感。让年轻人敢生，比让避孕套漏，难得多，也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