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王维国释放后，被安置到河北邯郸永年县居住，落户于永年县民政局干休所。这个安置地点可不是随便定的，大有深意。
 
一只旧铁盒，在王维国去世后仍留在床头柜上。盒身印着上海食品厂几个字，红漆斑驳，里面装着什么，陪护人员也不知道。1993年6月6日凌晨，他在医院离世，铁盒被放进遗物纸箱，没有人打开。
 
这只盒子，成了他晚年生活里一个没有答案的细节。而他的最后八年，则从1985年一次抵达邯郸的火车开始。
 
那年，王维国获释后，被安置在河北邯郸永年县，住进当地民政局干休所。接站的干部告诉他，住处在永年，是他爱人的老家。这个安排至少让他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至于他当时怎么想，材料里没有更多交代。
 
下了火车，他跟着工作人员离开站台，坐上绿色吉普车前往干休所。院子里有几棵槐树，屋子约十五平方米，摆着木板床、桌椅，炉子已经生好。地方不大，生活安排却说得清楚，每月发生活费，医疗费用按规定报销。
 
刚安顿下来时，生活费是每月一百二十元。后来涨到一百五十元，再到一百八十元。每个月初，工作人员把装着现金的信封送到屋里，王维国通常不数，收下后放进抽屉。
 
这几次调整，是他晚年生活中少数能看见的变化。数字不算复杂，却也说明这份安置并非只有一间屋子，还包括持续发放的生活费和医疗保障。对一个患病、行动不便的人来说，药费能否承担，日常开销有没有着落，都是实在问题。
 
王维国患有骨髓纤维化，脸色蜡黄，走路需要拄拐。干休所曾从上海请来教授为他检查，所里也表示医疗费可以报销，用药尽量安排。

疾病并没有因为有人照料就消失，但在治疗和生活上，他至少有了相对稳定的支撑。
 
他很少外出，天气好时就在屋檐下坐一会儿。院里的老人起初对他有些疏远，时间久了，见他不主动攀谈，也慢慢习惯了他的存在。

有人递烟，他摆手拒绝；麻将桌缺人时，几位老人把他拉去凑数，他输了两元，还是把皱巴巴的钞票抚平，照数付清。
 
这件小事让人看到，他并没有把日常往来变成特殊待遇。输了牌，就付钱；有人照顾，也会道谢。房间总收拾得整洁，被子叠好，毛巾抻平，窗玻璃也常自己擦。别人劝他歇着，他只说顺手。
 
一个人被安置下来，是否就意味着生活重新变得轻松？显然不是。王维国身体越来越差，活动范围也有限，邻里之间有来往，却很难由此推断他已经融入了新的生活。

安稳住处能解决一部分现实难题，却代替不了身体上的痛苦，也未必能抹去一个人的旧经历。
 
到了1992年秋天，他病重住进邯郸市第一医院。病房在三楼，他大多躺着，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护士来换吊瓶，他会道谢；医生查房问起不舒服的地方，他常回答还好。
 
陪护人员后来注意到，他时常看着床头那只铁皮饼干盒。盒子一直没有打开。一个夜里，陪护的小张听见他含混地说起传单、枪等词，具体内容没有听清，也无法据此还原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这只盒子为什么一直留在身边？里面的纸片写着什么？没有人知道。它只是一个物件，却把他晚年的沉默和未说完的话留在了那里。
 
1993年6月6日凌晨，王维国去世。小张收拾遗物时拿起铁盒，听见里面有纸片晃动的声音。他犹豫片刻，没有打开，最后把盒子放在纸箱最上面。
 
从1985年住进永年干休所，到1993年离世，王维国的生活有清楚的日常，也有始终没有答案的部分。每月一百二十元，后来变成一百八十元；屋里的药、窗边的阳光、麻将桌上付出的两元钱，都能让人看见他如何度过日子。
 
但那个红漆剥落的盒子，始终没有被打开。人们记住的，除了他的病和安置生活，还有这个没有答案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