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领导名字不好喊的尴尬，左宗棠同僚最懂
左宗棠官拜大学士，满朝同僚却不敢喊他左中堂。不是不敬，是怕犯讳。
同治九年的一个清晨，一名新科翰林从陕西会馆出来，赶去见几位军机处的熟人。他昨夜琢磨了一宿，今天要见的几位大员里，就有湘阴的左公。该怎么称呼呢？叫“左大人”？太疏远。喊“左公”？又显得过分亲昵。他走到宣武门附近，正好遇见一位都察院的同乡御史，赶忙上前讨教。
御史捻须一笑，领他进了路边一家茶馆，低声道：“你今日能见着的，怕是那位‘侯相’。”见年轻人不解，他蘸着茶水在桌上写了三个字：“他封了二等恪靖侯，如今都喊‘左侯相’。伯相那是旧称了。”
年轻人恍然大悟，又觉得这称呼透着股奇特的机巧——既抬了爵位，又巧妙地绕开了名讳的字音。他谢过御史，赶往西华门外的直房。当他向门房递上名帖，说求见“左侯相”时，门房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说大人正在议事。
他站在直房外的石阶下等，听见里面隐约传来争论声。一个粗豪的湖南口音说：“新疆之事，绝不可缓！那阿古柏不过是螳臂当车。”另一个声音温和些，带着点安徽腔：“李中堂筹海防，也不得不虑。部库里不是金山银海。”
年轻人听得心头发紧。里面那位，正是能以“侯相”二字巧妙避开尴尬的人物，也是此刻廷议风暴的中心。他等了约莫两刻钟，里面人散了。几位穿蟒袍补服的大员鱼贯而出，最后一个出来的，是个中等身材、面色黧黑的老人，步履很快。
年轻人赶紧低头躬身，喊了一声：“学生拜见侯相。”
老人脚步一顿，目光扫过来，像鹰一样锐利。他没应声，只略一点头，径直走向停在门外的绿呢大轿。年轻人看着轿夫起轿，那顶轿子转过街角，消失在胡同深处。他心里却闪过一个念头：这位侯相，大概从未喜欢过“左中堂”这个叫不出口的尊称，但也正因为人人都需小心翼翼地另觅称呼，恰恰证明他已站到了那个无人敢直呼其名的位置。
左宗棠那天回府后，对幕僚说了件事。圣上今早在养心殿东暖阁召对，问起新疆军务，说到紧要处，当面喊了他一声“左爱卿”——御前不必避讳，天子直呼其姓。但出了宫门，回到这京城的人情世故里，他依旧是那个“侯相”。幕僚提议，是否请旨，看能否变通一下称谓规矩。
左宗棠摆了摆手：“虚名而已。”他铺开西北舆图，手指划过天山南北，“等我把伊犁收回来，他们爱叫什么，随他们去。”
光绪二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新疆军务。大军出肃州前，兰州官员设宴饯行。席间布政使举杯敬酒，朗声道：“恭祝左侯相旌旗西指，克奏奇功！”满座皆举杯附和，“侯相”之声不绝。
两年后，收复新疆大部捷报传至京师，朝廷晋封一等恪靖伯，加号恪靖。消息传到西征军大营，部将们纷纷来贺。一位老营官嘿嘿笑道：“大帅，如今该叫‘左伯相’了，又升了一级！”
左宗棠正在看沙盘，头也没抬：“昨天是侯相，今天是伯相，明天又是什么相？心思若都用在这上头，这仗也不必打了。”
老营官讪讪退下。左宗棠这才抬起头，望着帐外苍茫的戈壁，对身旁的记室轻声说：“我少年时在湘阴，邻里都喊我季高。后来读书中了举，人唤我左举人。带兵之后，士卒叫我大帅。进了京城，倒成了个没名字的人——‘中堂’叫不得，只好变着花样找个称呼往里填。”
光绪五年，左宗棠奉旨返京入值军机。朝中新人更多，私下里对这位功高盖世又脾气刚硬的老臣如何称呼，又成了一件要琢磨的事。有人翻出旧例，提议用“恪靖侯”的爵号简称，但立刻有人反对，说听起来像在喊某个地名。最终还是沿用了“侯相”这个已经用了十来年的旧称，虽然他的爵位已不是侯。
左宗棠晚年患病，一次咳得厉害，医官在旁小心伺候。医官开出方子后，恭敬请示：“侯相看这方子……”话未说完，左宗棠忽然打断他：“你叫我什么？”
医官一愣，以为自己犯了忌讳，脸色瞬间白了。
左宗棠喘了口气，声音低了下去，带着几分沙哑和疲惫：“我是问，你老家哪里？平常怎么称呼长辈？”
医官战战兢兢答：“学生是顺天府人，家中唤父辈为‘爹’或‘伯伯’。”
左宗棠闭上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顺天府……好地方。退下吧。”
医官如蒙大赦，躬身退出。他后来对旁人说，那一刻，他仿佛看见的不是权倾朝野的侯相，只是个疲倦的老人家。窗外蝉鸣聒噪，榻上的老人独自喃喃了一句，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爹’……这称呼倒简单，没人会叫错。”
左宗棠病逝后，谥号“文襄”。灵柩南归时，京城官员送行，挽联祭文上多用“文襄公”敬称。那个困扰了满朝文武二十年的称呼难题，终于随着当事人的离去而自然消解。
“左侯相”最后变成了史书里的一个注脚，偶尔被研究晚清掌故的人提起，作为官场避讳文化的一个生动案例。而那些曾经为了这个称呼绞尽脑汁、小心翼翼的人们，后来也各自星散，老去，带着他们关于“分寸”与“失礼”的记忆，消失在了时光里。只有名字本身，留在了每一条需要被谨慎绕开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