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家凤教授说得对！全社会都应当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人家一边把你的科技企业往死里整，芯片断供、人才打压、实体清单拉了三千多个；一边却大把撒钱，免费帮你培养法学人才，资助你的法学研究。这左手打右手拉的操作，到底图什么？



美国这些年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大家有目共睹。芯片不卖，技术不给，实体清单一拉就是几千家，连正常的学术交流都层层设卡。




可奇怪的是，另一边，美国的一些基金会和高校却特别热心，掏钱帮中国培养法学人才，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学研究，一个项目做二十年都不带停的。这事乍一看挺拧巴，仔细琢磨，里面的算盘其实不复杂。



科技封锁，卡的是眼前。芯片一断供，企业就得停产；软件一禁用，研发就得停摆。这些招数见效快，目标也直白，就是让中国在关键技术上慢下来。



但法学教育不一样，它影响的是十年二十年后，谁在定规矩、谁在判案子、谁在写教材。


一个法律人如果从学生时代就读着别人资助的教材、用着别人设定的概念讨论问题，等他真正走上岗位，思考方式很难完全跳出来。



这套玩法其实不新鲜。冷战时期美国搞富布赖特项目，出钱请各国学者去美国学习，前后覆盖了一百多个国家，出去的人后来不少进了政界、学界和司法系统。



这些人未必都替美国说话，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判断是非的习惯，多少带着那段经历的痕迹。


法学尤其如此，因为法律直接关系到规则怎么定、纠纷怎么判。一个国家的法律人如果习惯套用别人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本国的问题，遇到具体案子时做出的判断，就容易偏离自己的实际。



资助从来不是白给的。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资助重点一直放在司法改革、法律权利这些方向，2024年对华投入超过一千七百万美元。


北大和瑞典隆德大学合作的人权法硕士项目做了近二十年，公开可查的资金加起来接近九千万。


这些钱没有直接买走什么，但它塑造了一个圈子的思维习惯和话语方式。从这些项目里出来的人，未必立场都变了，可他们讨论问题的路数、引用的理论资源、判断对错的默认坐标，已经和资助方的期待有了某种呼应。



最值得留意的地方在于，这种影响不落在某一个人身上，而是落在一个学科、一个群体、一套知识生产的流程上。


当某个领域的核心概念、常用教材、期刊选题的偏好都带着外部资金的影子，这个领域培养出来的人就很难真正独立地思考本国的问题。法律条文可以自己立，但法律思维背后的理论预设，往往是在课堂和学术训练中一点点成型的。


中国不是没有动作。民法典是自己编的，反外国制裁法是自己立的，这些法律工具不是照谁的教科书抄来的，而是被现实逼出来、又被实践检验过的。


2023年出台的文件明确提出要构建中国自己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到2035年要形成自己的法学教育体系。方向是清楚的，难的是落地，因为知识体系的自主不是喊口号能喊出来的，得有一代人真正扎进中国的司法实践里去提炼问题、去搭建理论。


说到底，硬科技上的封锁是在限制你变强的速度，法学教育上的投入是在影响你变强的方向。一个让你跑得慢，一个让你跑的路是他们更熟悉的那条。


两件事看起来相反，目的其实一致。看清这一点，就不会被表面的反差弄糊涂。


开放交流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交流中谁在定标准、谁在设议题。一个国家的法学教育最终要扎在自己的文化和实践里，这不是排外，而是任何大国在法治建设上都绕不开的一步。

参考信源：
新华社：《西方文化霸权的四大“法宝”会不会失灵》，2016年12月28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3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