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1月4日，曾国藩回信河南道台、自己之门生尹耕云，对维系军心与惧为权臣自相矛盾一说进行了反驳和解释，信中说：“来书谓维系军心之言，与平日惧为权臣之意自相矛盾，亦诚有所难解。鄙意所恶乎权臣得人心者，谓魏晋以后，都督中外诸军觊觎非常，及唐末、五代方镇为众心所属者，动移神器，故可惧也。宋世鉴于陈桥之变，于将帅得军心者，猜忌特甚。北宋如王武恭（王德用，御史中丞孔道辅弹劾其“貌类艺祖”，指其相貌类似赵匡胤）、狄武襄（狄青，欧阳修等文官弹劾其“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均为正人所纠劾，不获大用。南宋秦氏（秦桧），亦以军心归附，急谋解张（张俊）、韩（韩世忠）、刘（刘光世）、岳（岳飞）之兵柄。
自是以来，未闻有宿将大获军心倾动一国者，亦未闻有因此负疚而引嫌者。我朝宽大诚明，度越前古，国藩与左、李辈动辄募勇数万，保荐提镇以千百计，朝廷毫无猜疑，而仆辈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鱼之忘于江湖，如足适而忘履，腰适而忘带。国藩前所谓惧为权臣者，不过恐居心行事，稍有凌驾邻省之处；后所谓留营照料维系军心者，亦不过默运潜移，使霆、湘两军与少泉（李鸿章）水乳交融而后安，绝非挟军心以自重。此梦寐所差堪自信，亦知必为阁下所深亮也。”
当看到尹耕云信件的时候，曾国藩就发现维系军心和惧为权臣确实是自相矛盾。于是，曾国藩首先反驳说，自南宋以来，已经没有了陈桥兵变的土壤、且也没有权臣篡国的例子。不过，南宋以后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像湘军、淮军这样的私军。
金陵收复后，之所以没有立国，一是曾国藩不愿，二是曾国藩不敢，所以，以上的理由并不充分。因此，曾国藩又解释说，所谓的维系军心不过是让霆、湘和淮军水乳交融；所谓的惧为权臣不是针对朝廷，而是针对邻省而已。解释即掩饰，这显然是曾国藩刻意在掩饰了，即信中“朝廷毫无猜疑，而仆辈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鱼之忘于江湖，如足适而忘履，腰适而忘带”这种虚言假话。
曾国藩的话是对外人说的，私底下，其谆谆嘱咐学生李鸿章的是，千万要抓住淮军，因为这是自己和李鸿章安身立命的资本。其实，曾国藩的这套东西来自曹操，曹操没有篡汉，但是曹丕让汉献帝刘协禅让了。至于自己死后，李鸿章是否篡国，就不是曾国藩考虑或者说可以控制的了。但是，不管李鸿章篡位与否，曾国藩的选择对曾家最为有利。
之所以左宗棠最后改变看法，在曾国藩死后称其有知人之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曾国藩选择了李鸿章作为接班人，而不是曾国荃或者曾纪泽，这恰恰是曾国藩一生中最大的“知人之明”和政治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