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26日克里姆林宫，苏联二号人物贝利亚若无其事地坐下，随手将公文包放在窗台上。他不知道隔壁藏着6位带枪将帅，而策划这一切的，竟是毫无兵权的五号人物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水已经凉了，但他没在意。他的目光扫过桌边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最后落在贝利亚身上。今天会议的议题是东德局势，但每个人都知道，议题只是个幌子。

三天前，赫鲁晓夫走进了朱可夫的办公室。他没带文件，也没让秘书通报。朱可夫正在看地图，抬头看见他，愣了一下。赫鲁晓夫关上门，直截了当地说：“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我们必须谈谈贝利亚。”

朱可夫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放下手里的铅笔。“你想怎么做？”

“在政治局会议上解决。”赫鲁晓夫说，“我需要你带人在隔壁房间等着。会议开始后，我给他信号，你们就进来。”

“就这些？”

“就这些。”赫鲁晓夫看着这位元帅的眼睛，“你只需要做这一件事。后面的事，我和马林科夫会处理。”

朱可夫点了点头。他没问细节，也没要书面命令。战场上下来的人，懂得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行动。

现在，贝利亚就坐在对面。他翻着面前的报告，偶尔用铅笔在上面做个记号。窗台上的公文包安静地搁在那里，黑色皮革在阳光下发亮。没人知道里面是什么，可能是文件，也可能是枪。

赫鲁晓夫放下茶杯，轻轻咳嗽了一声。这是约定的信号。

会议室的门被猛地推开。

朱可夫第一个走进来，脚步沉而稳。他身后跟着六名将军，军装笔挺，手都按在腰间。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只有贝利亚翻动纸张的声音还在继续。

贝利亚抬起头，看见朱可夫，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他的手向窗台伸去，指尖离公文包只剩半尺。

朱可夫的动作比他快。元帅一步跨到窗边，右手按住公文包，左手抓住了贝利亚的手腕。“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子弹一样清晰，“你被捕了。”

贝利亚想站起来，但两名将军已经按住了他的肩膀。他转头看向赫鲁晓夫，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慌乱。“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是干什么？”

赫鲁晓夫没有回答。他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贝利亚面前。两人对视了几秒钟，然后赫鲁晓夫对朱可夫点了点头。“带他出去。”

贝利亚被带离会议室时，公文包留在了窗台上。朱可夫亲自拎起它，交给了赫鲁晓夫。包很轻，打开后里面只有几份普通报告和一支钢笔。

当天下午，内务部大楼被军队接管。赫鲁晓夫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士兵在院子里列队。马林科夫走进来，脸色有些苍白。“都控制住了，”他说，“但我们得快点。他的人还在外面。”

“他没有人了。”赫鲁晓夫转过身，把贝利亚的公文包放在桌上，“从朱可夫走进房间那一刻起，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十二月的莫斯科，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只有一页纸。贝利亚的罪名列了七条，最后一条是“企图夺取国家权力”。宣读完毕后，法官问他是否要作最后陈述。

贝利亚摇了摇头。

当天傍晚，判决被执行。赫鲁晓夫接到电话时，正在吃晚饭。他听完汇报，说了声“知道了”，然后继续喝汤。妻子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天气转凉了，明天记得多穿点。”

很多年后，有人问赫鲁晓夫，那天在会议室里，贝利亚伸手去够公文包时，他到底怕不怕。赫鲁晓夫想了想，回答说：“我怕的是他没去够那个包。那样的话，我就得想别的办法了。”

窗台上的公文包后来一直放在赫鲁晓夫的办公室里，直到他退休。里面始终是空的，但他没扔。有时候他会打开看看，然后笑笑，再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