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为了突显重视，特意穿上了慈禧太后御赐的黄马褂，然而他并没有想到，他在穿着时髦西装的美国人眼中，却是“奇装异服”，成了众人眼中的“异类”！

李鸿章坐在华道尔夫酒店的套间里，手里捏着那份英文报纸的译文。他的手指在“中国大总统”几个字上压了压，留下一个浅浅的指痕。窗外是纽约的街景，马车和行人来来往往。

“荒唐。”他把报纸轻轻放在桌上。

一旁的译员垂手站着，没接话。

“格兰特将军的儿子，今天还安排了午宴？”李鸿章问，声音平稳。

“是，大人。就在酒店宴会厅。”

李鸿章点了点头。他起身走到衣架前，那件黄马褂平整地挂着，在西洋式样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突兀。他看了几秒，伸手取下一件深蓝色的常服马褂。

午宴时，美国宾客们的目光依然在他身上打转，但少了许多之前的猎奇意味。小格兰特举杯致辞，提到他父亲与李鸿章的旧谊。李鸿章微微欠身回应。

“阁下今天的衣着，似乎与抵港时不同。”一位戴着单片眼镜的绅士试探着问。

李鸿章夹了一筷面前的蔬菜，放下筷子才开口：“入乡随俗。”

翻译将话译过去，桌上响起几声礼貌的笑。话题很快转到铁路和矿务上。李鸿章听着，偶尔问一两句关于钢轨产量的问题。他吃得很少。

几天后拜访格兰特墓时，他换了一身更简朴的藏青色袍子。墓地肃静，他把一束白花放在墓碑前，站了一会儿。随从看到他从袖中取出一方旧手帕，很快又收了回去。

“将军是朋友。”回程马车上，他对同车的幕僚说了这么一句。

会见克利夫兰总统那天，他选择了正式的朝服，但没有用明黄色。会谈中，当提到排华法案时，他语速慢了下来，每个字都清楚。

“华工吃苦，守法。”他说，“贵国标榜平等，此举不妥。”

克利夫兰解释着国内的压力，李鸿章只是听着，手指在椅扶手上轻轻点了一下，又停住。

访问最后一周，那几只从天津带来的奇鸟死了一只。饲养的仆役很慌张。李鸿章知道后，只摆摆手。“水土不服。”他说。让人把鸟笼都收了起来。

离美前夜，他让厨师用带来的天山雪水泡了茶。茶香氤氲里，他对几位核心幕僚说：“他们看衣服，我们看钢舰。各看各的。”

有人问：“那黄马褂……”

“收好。”李鸿章吹开茶沫，“太后赐的，体面在心里，不在身上。”

次日上午，邮轮离开纽约港。李鸿章站在甲板上，最后看了一眼曼哈顿的楼影。海风把他的灰白胡须吹得有些乱。他转身回舱时，手在栏杆上拍了拍，像是拍去不存在的灰尘。

舱房里，行李箱已经整理妥当。那件黄马褂被仔细地叠放在最底层，上面压着文件、书籍，和一份美国方面赠送的铁路建设合约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