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李德以不适应延安生活为由欲返苏联，毛主席劝他：“苏联正搞大清洗，此时回去，恐有生命之忧，望你慎重考虑。”

在红军长征的历史里，有个始终绕不开的外国人——李德，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一手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却也是唯一一个全程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西方人。

1937年的延安窑洞，李德攥着回国申请三番五次找组织，毛主席专门找他夜谈，明明白白告诉他苏联正在搞大清洗，现在回去凶多吉少，可李德犹豫了两年，最终还是踏上了回国的路，明明知道前方风险重重，他为什么非走不可？

李德的本名叫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郊区，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是地道的底层出身，一战结束后他加入德国共产党，干过地下交通、偷过机密文件，两次被捕又两次越狱，1928年在组织营救下逃到莫斯科，进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放在当年的共产国际体系里，李德算是根正苗红的基层干部：有街头革命的实战经历，受过正规军事院校教育，出身干净没有复杂背景，1932年他被派到中国上海，原本是执行情报任务，结果被当时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当成了“军事权威”，直接推上了红军军事顾问的位置。

现在回头看，李德的悲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学的是欧洲正规战、阵地战那一套，从来没接触过中国农村的游击战，更不懂中国工农红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生存逻辑，再加上博古的盲目信任，把军事指挥权全盘交给李德，等于让一个只开过汽车的人去指挥开火车，不出事才怪。

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逼着红军修碉堡、挖战壕，跟国民党的优势兵力硬拼阵地，结果把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拼没了；长征初期李德又搞“搬家式转移”，带着印刷厂、印钞机这些坛坛罐罐走直线突围，让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打到遵义时只剩2万多人，1935年遵义会议上，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被彻底撤销，成了党史里教条主义的“反面典型”。

很多人以为遵义会议后李德就彻底靠边站了，其实并非如此，他虽然没了指挥权，但依然能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后来的两河口会议上，他还明确站出来支持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分裂的主张。

红军大学成立后，李德被派去当教员，讲授欧洲战场的战术理论，也算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组织上对他也算照顾：给他安排单独的窑洞，特供香烟，生活上尽量迁就。

可延安的日子，对李德来说还是太难熬了，吃的是小米饭就咸菜，住的是漏风的土窑洞，跳蚤咬得他整宿睡不着，从小过惯欧洲城市生活的人，生理上就很难适应。但比生活更熬人的，是身份的巨大落差。

从前李德是说一不二的“洋顾问”，现在是个犯了错的“外来人”，重大决策插不上话，说话没人当真，这种边缘化的失重感，比吃粗粮更让他难受，所以从1936年中共与共产国际恢复无线电联系开始，他就不断打报告，希望能批准他返回苏联。

1937年，李德回国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毛主席知道后，专门在窑洞里跟他谈了一次，那天晚上煤油灯晃着昏黄的光，毛主席递给他一支边区卷烟，直截了当地说：苏联现在正在搞大清洗，很多老布尔什维克都被打成了“人民公敌”，共产国际的代表回去不少都遭了殃，你这个时候回去，怕是有生命危险，最好再慎重考虑考虑。

李德听完脸色都变了，他看过苏联的报纸，知道不少老熟人接连被打倒，心里清楚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当天他就暂时搁置了回国计划，可心里的结根本没解开。

李德并不是不怕死，但他更清楚：留在中国他永远是个“犯了错的客人”，既融不进红军的队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回去哪怕要受审查、要担责任，至少是回到了自己的组织体系里，哪怕受罚，也是在自己熟悉的语境里。

后来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也亲口跟李德说当下回去处境凶险，有可能被流放甚至丢性命，可李德还是没彻底放弃，他一边在抗日军政大学教书，一边默默等着机会。

这一等就是两年，1939年夏天周恩来要乘飞机去苏联治病，中共中央终于批准李德搭乘这架飞机回国，临走那天延安机场不少人来送行，毛主席也到场跟他道了一路平安，李德登上飞机，从此再也没有踏回中国的土地。

回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立刻对李德在中国的军事错误开展审查，李德写了详细的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问题，最后组织给出结论：有错误，但免予处分，从此他再也没插手过中国相关事务，被安排去做翻译、出版工作，二战期间还化名去战俘营做过德日战俘的思想工作。

斯大林去世后，李德迁居东德，在马列主义研究所任职，还当过德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1973年他出版了回忆录《中国纪事》，书里对自己当年的错误多有辩解，但也直言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壮举”，1974年74岁的李德在保加利亚瓦尔纳去世，最终葬在了东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