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经历坎坷，写不好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刀光剑影，快意恩仇。那些大侠们，总能在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在困厄里练就一身绝学。可写武侠小说的人呢？他们的人生，往往比小说还要苦。侠客的苦难是虚构的，作家的苦难却是真的，一刀一刀割在身上，逃不掉，躲不开。

司马迁是第一个写“游侠”的人。 《史记·游侠列传》里，他写郭解、剧孟这些人，写他们的仗义，写他们的困顿，写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的骨气。一个受了宫刑的人，坐在幽暗的囚室里，蘸着血泪写这些不肯向权势低头的人，写他们如何“赴士之厄困”。这哪里是在写游侠？分明是在写他自己心里那口咽不下的气。受了天底下最屈辱的刑罚，还要活着，还要写书，还要把那些“不轨于正义”的侠客郑重地写进史书里。汉武帝看了大概要皱眉，可司马迁不在乎了，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

到了唐初，写传奇的那几位，也都是乱世里滚过的人。 杜光庭在黄巢之乱里逃过难，亲眼见过长安城烧成一片焦土。他写《虬髯客传》，写红拂女夜奔，写李靖在乱世里择主而事。一个从血火里爬出来的人，才会把“择明主”看得那么重，因为选错了，就是尸骨无存。乱世里活下来的人，写乱世里的侠客，那份慌张与决绝，纸上都闻得见烟火气。

向恺然不一样，他是一辈子都在漂泊。 笔名“平江不肖生”，听着就带着一股自嘲的痞气。他留日的时候不好好读书，“一月倒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可他也真敢拼命，黄花岗之役差点成了第七十三烈士。后来写《江湖奇侠传》，火得一塌糊涂，《火烧红莲寺》连拍十八集，上海滩人人都在看。可他骨子里是个不安分的人，赚了钱就去投军北伐，当了一阵子秘书，又回来写书。一生在军界、政界、武术界、小说界之间跳来跳去，哪儿都待不长，哪儿都像是路过。他笔下那些奇侠，腾云驾雾，来去无踪，像极了他自己，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湖南人。

民国那批写武侠的，郑证因是最穷的一个。 他写帮会，写技击，写《鹰爪王》，一辈子写了八十八部小说，数量在同辈里数第一，可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熟悉江湖门道，精通帮会规矩，因为他自己就在江湖的边缘上蹭着活。穷文富武，写武的人偏偏穷，这是那个时代的拧巴。郑证因1960年去世，走得悄无声息，像他笔下那些退隐江湖的老拳师，打了一辈子架，最后一个人死在破屋里。

金庸的苦，是另一种苦。 他出身海宁查家，书香门第，按理说该顺风顺水。可时代没放过他。少年时在浙江读书，战火里辗转千里，母亲在逃难路上病死，家乡的宅子被日本人烧了。后来去了香港，1951年，父亲查枢卿在海宁被以“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枪决。他留在香港，写社评，写小说，办《明报》，白天骂人，晚上写令狐冲如何笑傲江湖。更不堪的是1976年，十九岁的长子查传侠在美国自杀。一个写了一辈子父子情、兄弟义的人，自己的儿子却没了。他在《倚天屠龙记》里写张翠山在武当山上自刎，写张三丰看着徒弟的尸身老泪纵横。那是1961年，他还不知道后面等着他的是什么。

古龙呢，他从小就是个没人管的孩子。 父亲熊飞抛弃妻儿跟别的女人跑了，十四岁的熊耀华离家出走，一个人住在浦城街的破屋子里，混帮派，在刀光血影里讨过生活。他后来成名了，有钱了，可骨子里那个被抛弃的少年从来没长大过。他拼命喝酒，拼命交女朋友，拼命花钱，像是要把少年时缺的东西全补回来。1977年，因为和赵姓女星的事，他差点进了监狱，最后赔钱了事。1985年他死的时候，才四十七岁，肝硬化，喝死的。他留下一句话：“我靠一只笔，得到了一切，连不该有的我都有了，那就是寂寞。”一个写尽了江湖热闹的人，最后自己一个人死在医院里。

温瑞安成名最早，摔得也最狠。 十六岁开始写武侠，在马来西亚、台湾、香港三地辗转，办诗社，开武馆，意气风发。然后就是牢狱之灾。1976年，他的社团被台湾当局扣上“为匪宣传”的帽子，人被关了进去，据说一度要判死刑。他在狱里用厕纸、报纸写小说，写《大侠传奇》。一个写“侠”的人，被关在监狱里，还在写侠客如何纵横江湖。这种荒诞感，大概比任何小说情节都来得刺痛。出来后他被遣送回马来西亚，又辗转香港，才安顿下来，一写就是几十年。

写了这么多人的苦，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文章憎命达”的老话。命达不达，文章该写还得写。只是觉得，那些武侠小说里的侠客，之所以能那么潇洒，那么不管不顾，那么把生死置之度外，大概是因为写字的人，已经在现实里替他们尝过了。他们把咽下去的苦，吐出来，就变成了书里的酒，变成了剑上的光，变成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