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为了落实分田单干的政策，将大队书记郭凤莲调走去了公路道班，后续分田单干顺利进行，在分田单干时大寨村集体有存款五十多万。
 
九一年秋天，郭凤莲接到电话时，手上还沾着库房里的灰。她擦了擦裤腿，走过去接听，电话那头是县委熟人。没过多久，她收拾行李回了大寨。
 
这一走，前后将近九年。她离开时，大寨正要落实分田单干，村集体账上还有五十多万元存款。等她回来，地已经分到各家，曾经一起干活、一起管水修堰的日子，也变了样。
 
当初，公社的人一早送来调动通知。郭凤莲看了两遍，没有多说，只回答明天走。她先去了晋中果树研究所，负责登记苗木，半年后又调到公路段，在道班管劳保用品。
 
离村时，她带的东西不多，一个铺盖卷，一个装着脸盆和茶缸的网兜。卡车天没亮就来接，几个老支委站在村口，看着车开远。虎头山和层层梯田从后视镜里退去，这个画面，她后来一直记得。
 
她在道班发手套、肥皂和毛巾。有个老工人嫌手套薄，她没争辩，转身从柜子底下找出两副厚帆布手套递过去。工作细碎，离大寨的变化却不远，时不时有老乡路过，带来几句消息。
 
一开始，村里分成四个作业组，记工分还是大队统一管。后来，组与组之间为牲口起争执，县里的工作组也住进大队部，天天开会。分田单干在大寨，不只是把地块划开那么简单，田怎么分，牲口归谁，水渠和石堰谁来管，都得重新商量。
 
老支书贾进才不舍得。他担心，七沟八梁一面坡，是大家一镐一镐修出来的，分开后谁还愿意维护？一些老队员也担忧，水泵坏了怎么办，散在各处的几亩地能不能种出好收成？
 
年轻人的想法则直接得多，干多干少如果差不多，谁还有劲头？有人觉得，出去扛活一天也能挣些钱，不能总靠集体安排。
 
这场争论拖到一九八二年冬天，地最终还是分了。村民抓阄定地，纸条揉成团放进碗里，有人抓了几次才敢展开。分牲口时，最壮的黄犍牛几家都想要，最后分给人口多的贾承让家。养了它多年的老汉转过脸，没再看。
 
分地之后，各家把自家田种得很仔细，边边角角也不肯空着。可集体时期的大型拖拉机停在库房，轮胎慢慢瘪下去，粉坊和醋坊也冷了灶。梯田石堰塌了一角，迟迟没人张罗修，水渠上游有人截水，下游就只能等。
 
问题就在这里，地分到户后，谁种得好、谁多投入，回报更容易算清，可那些需要大家一起出力的事，谁来牵头？这不是一句分或者不分就能解决的。
 
大寨的变化，也不能简单说成一种办法取代另一种办法。安徽凤阳小岗村在一九七八年由十八户农民按下手印，尝试把土地承包到户，后来成为农村改革的重要记忆点。它说明农户希望把劳动和收成联系起来，但大寨已有的梯田、水利和集体资产，又让分田后的协调问题格外具体。
 
另一条路也在同时发展。江苏华西村后来继续走集体经济和乡村工业化的路，形成了与家庭承包不同的做法。不同村庄的资源、基础和组织方式并不相同，单看一个成功或受挫的例子，很难得出所有地方都适用的答案。
 
郭凤莲在外工作时，偶尔遇到从大寨来的人。有人说她不在，村里少了主心骨。她没有接话，只拧开水龙头，给车冲洗轮胎。她能听到家乡的困难，却一时帮不上忙。
 
后来大寨换过几任书记。贾长锁当书记时，村里想办砖窑，贷款办下来，窑也建了，可砖卖不动，成品堆在一处。曾经挤满参观者的村子，后来外地参观团也少了，偶尔有车停在村口拍照，转一圈便离开。
 
九一年秋天，县里来电话请她回去。初冬时，她重新走进大寨，村路有些坑洼，几位老人坐在向阳的墙根下，看见她便慢慢起身。有人握住她的手问，回来了？她说，回来了。
 
夜里，老支委们坐不下，就蹲在窑洞地上。没人急着开口，煤油灯的影子在墙上晃。郭凤莲从挎包里拿出一本小册子，里面记着华西村、刘庄、窦店等地名，都是她托人打听、剪报留下来的。
 
她说，得出去看看。
 
这句话背后，是大寨要重新找路。分田以后，农户有了更直接的生产动力，但集体留下的设施、产业和协作关系，也不能任由它们散掉。怎样让一家一户愿意干，又能把大家共同需要的事做起来，才是她回村后要面对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