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在毛主席身边担任秘书工作25年，被称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按理来说，他应该是很敬重毛主席的。可是呢，八十年代初，他在上报中央的一篇文章里，提到毛主席的地方，他全部改为毛泽东同志。


1981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黄克诚的《关于党风问题》。
文章开头谈延安整风，称“毛泽东同志”；谈战争年代延安通过电台指挥部队，又称“毛主席”。同一篇公开讲话里，两种称谓同时出现。黄克诚用它们讲述历史，也用它们批评当时党内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

这篇文章取自黄克诚1980年11月在中央纪委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是第二部分。

早在1959年8月，毛主席曾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建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1965年中央再次发出通知。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重申这一要求。
此后中央在正式文件中使用“毛泽东同志”，有明确的党内称谓依据。

中央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也采用了这一称谓。1980年3月，邓小平提出，决议应当确立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并对建国以来的重大事件及有关领导人的功过作出公正评价。

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平反后，党内出现不同看法。有人怀疑平反刘少奇与坚持毛泽东思想能否并存，也有人据此质疑毛泽东思想。1980年9月，中央组织约四千名高级干部讨论历史决议草稿，怎样评价毛主席成为争论集中的问题。


黄克诚对这段历史有亲身经历。
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受到错误批判，长期离开重要领导岗位。“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到迫害。恢复工作后，他担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参与纠正党风和整顿党内政治生活。

1980年11月27日，黄克诚在座谈会上提出，自己的发言不要急着记录和传达，整理后应先送中央审阅。他先讲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功绩，包括井冈山时期探索革命道路、遵义会议后对红军和党的领导，随后转入建国后的错误。

他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未能及时、明确地转到建设上来；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又被当成敌我矛盾处理。

他同时主张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把经过实践证明正确的理论同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他还区分了自己的责任范围。“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已不能参加中央的正常工作，没有相应的发言权；对自己过去有权参与、却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的错误决定，他则表示不能推卸责任。

1981年2月，关于党风问题的讲话摘要已经进入报纸，涉及毛主席历史评价的部分仍需单独办理送审。

黄克诚请秘书将稿件送交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商议在《解放军报》发表。
华楠与总政治部及报社有关负责人商量后，黄克诚仍提出应先征得邓小平同意。3月27日，韦国清、华楠等人汇报工作时将讲话呈给邓小平。邓小平同意发表，并请胡乔木审看。

胡乔木从1941年起在毛主席身边担任秘书，前后约25年，长期承担中央重要文稿起草工作，被称为中共中央“一支笔”。到了1981年，他还承担着中央历史决议的主要起草工作。

黄克诚的讲话经过他的审阅和修改，才准备交由报社正式刊发。
3月31日，邓小平又在《解放军报》的请示信上作出书面批示，肯定黄克诚的讲话，并请胡乔木帮助审看，争取按时发表。胡乔木对文字进行了修改，补充了有关西安事变的内容，还把稿中“毛主席”的称谓调整为“毛泽东同志”。

华楠把改稿送回黄克诚征询意见。黄克诚接受其他修改，却要求恢复“毛主席”的称谓，他表示自己不习惯新的叫法，从感情上也难以接受。

华楠接受了这一意见，讲话仍按原定安排进入发表程序。

4月10日，《解放军报》刊出《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次日，《人民日报》转载。正式刊稿保留了大量“毛主席”，个别地方仍能看到“毛泽东同志”。黄克诚有关毛主席晚年错误、党内集体责任的论述，也一并刊出，没有因为恢复称谓而撤掉。

胡乔木继续修改中央历史决议。
1981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决议草稿。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对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功绩、错误以及毛泽东思想作出正式评价。

而4月11日那份《人民日报》，保留着黄克诚原有的讲话称谓。胡乔木参与审定、黄克诚坚持保留称谓的这篇文章，最终以黄克诚的名字公开发表，历史评价的具体内容也完整进入了当年的政治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