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赌王何鸿燊家的保姆，买彩票中了3000万，保姆乐坏了，她问赌王的儿子何猷君：“你想要什么礼物？”何猷君没当回事，随便说了句：“那就要个苹果手机吧！”本以为保姆开玩笑，可保姆的举动让他直呼:以后，我给你养老送终。

何猷君接过手机，盒子冰凉，塑料膜在灯下反着光。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保姆搓了搓手，看着他笑，“号码都给你存进去了，第一个就是我。”

晚饭时何猷君没下楼。父亲问起，母亲往楼上看了一眼，“在房里捣鼓新手机呢，孩子嘛。”语气寻常。

夜里何猷君敲开保姆房门。她正在叠衣服，床边放着一个旧的行李箱。“你要走？”何猷君问。

“钱够了，想回老家盖个房子。”保姆把最后一件衣服折好，“你以后要自己记得加件外套，打球出汗别直接吹风。”

何猷君把手机放在那叠衣服上，“这个太贵了。”

“答应了的。”保姆又把手机推回来，“我侄女说这个最新款，你们年轻人喜欢。”

两人在床边坐了一会儿。何猷君看着行李箱的轮子，其中一个有点歪，拖起来会咯噔咯噔响。他记得这个声音，小时候保姆拖这个箱子送他上学，下雨天轮子声混着水声。

“盖房子要多少钱？”他忽然问。

“几十万就很好啦。”保姆笑起来，“剩下的存银行，利息够我吃穿。”

“你可以买个大点的房子。”

“一个人住，要那么大做什么。”她站起身，摸了摸何猷君的头，“快回去睡吧。”

第二天保姆没走。何猷君在早餐桌上看见她，系着那条用了好几年的碎花围裙。母亲说：“王姨说等找到接手的再走，不然不放心。”

这一等就是两个月。新来的保姆试了三个，王姨总摇头，“第一个切水果手重，第二个熨衬衫领子总歪。”第三个勉强留下，王姨又多待了一周，每天跟在旁边，话很少，只是看着。

临走前一天，王姨把何猷君的校服全部重新熨了一遍。何猷君坐在洗衣房的小凳子上，看她举着熨斗，蒸汽扑到脸上，她眯起眼睛。

“上海冬天冷吗？”何猷君问。他记得王姨提过儿子在上海打工。

“比这里冷。”王姨按着衬衫领子，“但冬天太阳好的时候，弄堂里都是晒被子的，也热闹。”

“你可以去上海。”

王姨笑了笑，没接话。熨斗划过布料，发出平稳的嘶嘶声。

第二天早上王姨真的走了。何猷君醒来时看见床头柜上放着那部手机，下面压着一张纸条，写着她的新号码和地址。字迹工整，一笔一划。

何猷君把纸条对折，放进钱包夹层。下楼时新保姆正在摆早餐，牛奶杯的位置和往常差了两厘米。他坐下，没去挪那个杯子。

五年后何猷君去上海读书，根据地址找到那条弄堂。王姨的房子在一楼，有个小院子，种着葱和辣椒。她老了点，头发白了大半，正在院子里晒被子。

“你怎么找来了？”她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路过。”何猷君说。他递过去一个纸袋，里面是最新款的那部手机，“这个给你，视频方便。”

王姨接过，看了看，“我那个旧的还能用。”

“换了吧。”何猷君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辣椒，“我毕业了留在上海工作。”

王姨没说话，转身进屋倒茶。何猷君跟进去，看见桌上放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他初中毕业的照片。

茶很烫，何猷君捧着杯子。王姨坐在他对面，终于问：“工作辛苦吗？”

“还行。”何猷君说，“就是有时候晚上回去，厨房是冷的。”

王姨看着他，看了很久。窗外的阳光移到她手上，老年斑很明显。她点点头，“那我下周去帮你收拾收拾，就一周。”

一周变成一个月，一个月变成很多年。何猷君结婚那天，王姨坐在主桌，穿着崭新的暗红色外套。新人敬酒到她面前，她站起来，手有点抖。何猷君扶住她的胳膊，很轻地叫了一声：“王妈妈。”

保姆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落在酒杯里。她赶紧擦了，举起杯子，“好好的，你们都要好好的。”

那部旧手机一直放在何猷君书房的抽屉里，偶尔充电开机。通讯录里只有一个号码，备注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