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陈毅回到四川成都家中看望母亲，母子留下了一张合影。照片没有宏大的场面，只是一位常年在外工作的儿子回到母亲身边。
陈毅的母亲黄培善年轻时家境不错，是四川大户人家的女儿。17岁那年，经人介绍，她原本去见一个地主家的少爷，谁知一次相亲却改变了人生走向，她没有看中原先介绍的对象，反而注意到了陪在旁边的陈毅父亲。后来两人结为夫妻，也有了陈毅这样一位后来长期奔波在外的儿子。
陈毅1901年出生于四川乐至，青年时代离开家乡，此后求学、参加革命，和父母长期聚少离多。正因为见面不容易，后来那些看似普通的家书、探亲和家庭合影，反而比许多热闹场面更能看出他怎样处理亲情。
1951年4月16日，正在上海工作的陈毅给父母写过一封很长的家信。信里既有身体情况、妻子张茜学习俄文、孩子读书这些家常，也有一件他反复说明的事：亲友如果到上海，公家只能按规定接待，他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不能因为亲属关系破格办事。
这句话放在今天看也很有分量。一个人在外面有了职位，亲友自然容易觉得办事方便了，可陈毅提前把界限讲明白，并且请父母帮着向亲友解释。对父母尽孝是一回事，怎样使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又是另一回事，他没有把二者混在一起。
1954年陈毅到北京工作后，曾接父母到北京生活。住了几年，两位老人还是惦记四川，也不习惯北方生活，于是1957年返回四川，在成都定居。临行前，陈毅又和父母约定了几件事，其中最重要的意思就是生活尽量自理，做普通居民，不惊动地方，也不要替亲友为不合原则的事情说情。
两位老人回到成都后，生活确实低调。资料记载，他们租住普通住房，许多人甚至不知道陈毅的父母就在成都生活。直到1959年周恩来途经成都，向时任成都部队司令员贺炳炎问起二老的情况，当地有关同志才知道这件事。
这就让那张母子合影多了一层意味。照片里的陈毅虽然已经担任重要职务，但回到母亲身边时，家庭生活并没有因为他的身份发生夸张的变化，老人仍按普通人的方式过日子，儿子回来，也仍然是回家看母亲。
到了1963年春天，母亲黄培善身体已经不好。陈毅因公务经过成都，抽空回家探望病中的母亲，这一次短暂相见后来成了母子最后一面。同年5月，母亲去世，陈毅在写给哥哥孟熙等家人的信中提到，自己春天能够回成都见母亲一次，已经觉得难得，同时感谢兄弟姐妹多年照料老人。
从青年离乡，到1951年的家书，再到1957年父母返川、1963年最后探母，把这些片段连起来，会发现陈毅处理家庭关系有一个很稳定的尺度。他牵挂父母，也愿意承担子女应尽的责任，但越是亲近的人，他越强调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份得到额外照顾。
细想一下，这张合影之所以让人动容，恰恰在于它的普通。没有警卫前呼后拥，没有专门的接待安排，就是儿子推开家门，走到母亲身边，坐下来拍了一张照片。对于一位身居高位的开国元勋来说，这种普通反而是最难得的。
黄培善老人这一生，经历了从大户小姐到普通母亲的身份转变。她当年在相亲场合一眼相中的那个陪衬的年轻人，成了她相守一生的丈夫；她生下的儿子，后来走南闯北，成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可她晚年的生活，和成都街巷里千千万万的老人没有太大区别——租房子住，自己料理日常，邻居们甚至不知道她是谁的母亲。
这份低调不是偶然的，背后有陈毅的坚持，也有二老的自觉。1957年从北京回四川之前，父子之间、母子之间把话说在了前面：不搞特殊，不开后门，不惊动地方。老人守住了这个约定，儿子也守住了这个约定。1959年周恩来路过成都时问起，当地才知道陈毅父母就住在自己眼皮底下，这个细节最能说明问题——连当地负责同志都被“瞒”了两年，可见二老把“做普通居民”这条执行得多么彻底。
再回头看1951年那封家书。当时的陈毅主政上海，多少亲友盼着沾点光，可他提前在信里给父母打了招呼：该按规矩办的按规矩办，不该办的他不能办。他不是不念亲情，而是把亲情和权力划得清清楚楚。他请父母帮忙向亲友解释，这份信任和坦率，恰恰说明他把父母当成了自己原则的同路人。
1963年那次探母，是公务途中挤出的一点时间。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最后一面。几个月后老人去世，陈毅在给哥哥孟熙的信里说，春天能见上母亲一面，已经觉得难得。这话说得平静，背后的分量却很重——一个常年为国事奔波的儿子，对母亲的亏欠和感激，都藏在这句“难得”里了。他同时还感谢兄弟姐妹多年替自己照料老人，没有居功，没有客套，就是实实在在的感恩。
一个人怎样对待父母，往往能看出他怎样做人；一个人怎样处理亲情和权力的关系，更能看出他的境界。陈毅留给我们的，不只是那张朴素的母子合影，更是一种做人做事的尺度：孝要尽，情要念，但原则不能让，权力不能私用。越是身边人、亲近人，越不能破例。
这样的家风，放到今天依然值得每个人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