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华谊兄弟以2.52亿买下张国立影视公司，唯一条件就是张国立需签订为期5年的对赌协议，张国立还要拿出1.5亿入股华谊，并保证3年锁仓不卖，从此，张国立的苦日子就来了。

办公室里，张国立把那份厚厚的协议又翻了一遍。烟灰缸里已经堆了好几个烟头。他抬手揉了揉眉心，对坐在对面的律师说：“签吧。”

律师迟疑了一下，“张老师，业绩条款很紧，五年内要完成近一个亿的利润。您考虑清楚，这意味您接下来……”

“我知道。”张国立打断他，拿起笔，“意味着我得变成个陀螺，不能停。”他顿了顿，笔尖落在纸上，“可我停不下来。公司这么多人要吃饭，摊子铺开了，收不回。”

签完字，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律师收拾文件的声音很轻。“钱明天会打到华谊指定账户。”律师说。“我那1.5亿。”张国立像是自言自语，“这下真绑一块儿了。”

没多久，华谊那边负责对接的副总王磊来了电话。“国立老师，协议生效了。今年度的目标，我们这边初步有些想法，您看什么时候碰一下？”

“随时。”张国立说。

见面安排在第二天。王磊年轻，说话直接，把一份年度计划表推过来。“综艺是来钱最快的。我们谈了几个平台，有几个常驻嘉宾的位置，曝光和报酬都不错。”

张国立看了看那几个节目名字，有一个是选秀，一个是户外竞技。他以前几乎不碰这些。“演戏的时间呢？”他问。

“戏当然要拍，但周期长，回报慢。协议看的是净利润。”王磊笑了笑，“您放心，戏约我们也在谈，穿插着来，不耽误。”

张国立的手指在计划表上敲了敲。“行，你们安排吧。”

工作排山倒海般涌来。他一天飞两个城市是常事。上午在剧组拍戏，下午赶到录影棚，晚上可能还有个商业站台。助理小刘跟着他跑，有时在候机厅都能睡着。

有次录节目到凌晨，导演喊收工，张国立坐在椅子上没立刻动。小刘过来递水，看见他闭着眼，一只手悄悄按着后腰。小刘没说话，站在旁边等。过了几分钟，张国立睁开眼，接过水喝了一口，站起来，“走吧，明天几点飞机？”

“早上七点。”小刘说。

“嗯。”

车上，小刘忍不住说：“张老师，明天上午没具体安排，要不我跟那边说说，晚点起飞？您多睡两小时。”

张国立看着窗外流动的灯火，“不用。按原计划，别给人添麻烦。”

那几年，圈里人见他，常说：“国立老师，真是劳模。”他通常摆摆手，“瞎忙。”只有很熟的朋友，比如冯小刚，私下会问：“扛得住吗？”张国立就笑笑，“扛不住也得扛。白纸黑字，我自己签的。”

儿子张默有时候会打电话来，话不多，问问近况。张国立总是说：“挺好，你把自己管好就行。”挂了电话，他会沉默一会儿。他知道儿子不怎么成器，给他惹的麻烦不少，可心里那块地方，总是软的，也总是疼的。

对赌的第三年，业绩压力最大。他接了一部口碑很一般的电视剧，纯粹因为制片方给钱爽快，拍摄周期短。老朋友看了剧本，打电话劝他：“这种戏你也接？掉价。”

张国立在电话这头，声音很平静：“老李，我得把账填上。”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你说你，图什么。”

“图个说话算话。”张国立说。

第五年快到期的时候，财务把最终核算的数字报给了他。刚好达标，超出一点点。王磊特意过来，满面笑容：“国立老师，恭喜，圆满成功。晚上我们办个庆功宴？”

张国立摇摇头，“不了，累了，想回家歇歇。”

那天他早早回到住处，没开灯，在沙发上坐了很久。没有觉得轻松，也没有高兴，就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疲倦，从骨头缝里透出来。他想起很多年前，在铁路文工团，演完一场话剧，浑身是汗，但心里是满的，亮的。现在呢，钱是挣到了，协议完成了，心里却好像空了一块。

手机亮了，是华谊发来的正式通知函。他看了一眼，按熄了屏幕。

窗外，北京城的夜晚依旧繁华喧闹。他站起身，走到窗边。七十岁就在眼前了，他忽然想起《一九四二》里的一句台词：“我知道怎么从一个穷人变成财主，不过就十年。再从财主变成穷人，也容易，一场灾就行。”他现在不是财主，也不是穷人，就是个完成了任务的人。任务完成了，下一步呢？

他转身，拿起茶几上的剧本。明天还有个新戏的碰头会。日子还得过，戏还得演。他戴上老花镜，翻开了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