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再次大放厥词，她在10月7号接受日本国会众议院质询时声称：任何国家都没有援用“敌国条款”的余地，将采取具体行动推进删除条款。

一句话，把一场持续几十年的争论，又推到了台前。高市说得强硬，可真正摆在她面前的，是一本日本无法自行修改的《联合国宪章》。

就在9月22日，她已经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要尽快删除有关条款，还把这件事同日本的国家荣誉联系起来。半个月后，她又在国内国会重申立场。在我看来，这种连续表态，既是向国际社会提出要求，也是在向国内支持者展示强硬姿态。

不过，声调高，距离办成事究竟还有多远？得先把这笔历史账翻清楚。

1945年，世界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中走出来。联合国建立，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避免侵略战争再次发生。“敌国条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宪章的。

它并不是单独一条规定，而是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七条和第一百零七条中涉及二战敌国的内容。条文按二战时期同宪章签字国的敌对关系来界定对象，并没有直接列出日本的名字。

这几处内容，作用也不完全一样。第五十三条涉及区域安排采取执行行动时的例外，以及防止有关国家再次推行侵略政策；第七十七条涉及国际托管制度；第一百零七条则涉及因二战而采取或获授权执行的行动。

把它们放回历史背景，意思就容易理解：战争结束了，处理战争后果、防止侵略复活的制度安排，不能因为一个新国际组织成立就被一笔抹掉。

日本为什么长期要求删除？因为这些文字始终提醒世界，日本曾是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对于希望提升国际地位、争取更大政治影响力的日本政府，这是一段很难绕开的历史。

但日本的主张，也有它长期援引的文件依据。1995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50/52号决议，155国赞成，没有反对票，3国弃权，提出在适当时候启动修宪程序，删除有关敌国的条款。

到了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第177段，又表达了删除宪章中敌国提法的决心。因此，要求删除并不是高市突然想出来的新主张，而是一件拖了多年的事。

早在2025年6月，日本政府提交众议院的答辩书中，就重申过“没有援用余地”的立场，并表示要结合联合国改革的动向，寻找机会推动删除。

问题恰恰卡在这里：表达删除意愿，与完成正式删除，中间还隔着修宪程序。

这就好比大家同意修改一份共同签署的契约，但正式手续还没办完，不能由其中一方宣布，纸上的文字已经消失。高市可以强调日本政府的解释，却无法替所有国家作出最终决定。

《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修正案必须获得大会会员国三分之二的表决通过，随后还要由三分之二会员国依各自宪法程序批准，其中必须包括全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也就是说，联合国大会上的支持是一道关，各国国内的批准又是一道关，中、美、俄、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批准还缺一不可。日本即使争取到一些国家支持，也不能因此跳过后面的手续。

所以，所谓“采取具体行动”，最终还得落到提案、磋商、表决和批准上。喊出一句话，无法代替任何一个环节。

这场争论的另一面，是亚洲邻国对日本历史态度和安全政策的关切。

9月23日，中国外交部回应高市在联大的主张时，强调这些条款有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次威胁和平的制度意义，至今仍有现实价值，并要求日方反省历史，以实际行动赢得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信任。

中方强调的核心，是防止历史重演。在我看来，日本若把全部力气都花在摆脱历史文字上，却无法让邻国放心，外交上的阻力就很难消除。

信任这种东西，靠一次演讲建不起来，也不会因为一句“不能援用”就自动出现。政治人物如何对待侵略历史，政府怎样处理同邻国的关系，安全政策是否让地区更加紧张，都会影响外界的判断。

同时，看待这件事也需要清醒。宪章中的历史条款，不能被简单理解成任何国家随时对日本动武的许可证。相关文字有特定的战争背景和适用范围，宪章关于和平解决争端、限制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同样需要遵守。

真正有分量的态度，是维护战后和平秩序，把条文、程序和历史责任讲明白。

高市在联大提出删除敌国条款时，还要求扩大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说明，在她的政治叙述里，删除历史提法与改变联合国结构，是联系在一起的。

日本希望获得更大的国际作用，可以提出主张。但国际地位最终要靠其他国家认可，共同规则也要由成员国按程序修改，绝非本国国会里的强硬表态就能决定。

我的看法是，高市最该回答的，是日本准备怎样让周边国家相信，它追求更大国际影响力的同时，能够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

历史留下的伤痛，需要认真面对；现实存在的疑虑，需要行动化解。越想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尊重，越需要明白这个道理。

否则，今天在联合国催促，明天在国会放话，最后仍得回到那几道绕不过去的程序上。条款能否删除，要看国际共识和正式批准；邻国能否放心，要看日本接下来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