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0岁的杨得志参加老红军聚会。可到了现场，他却迟迟不肯入座。组织者顿时慌了，急忙询问原因。杨得志说：“老首长都没来，我不敢坐，我还是去外面站一会吧！”
能让一位功勋卓著的老将军站着等的，叫李聚奎，比杨得志大了七岁。两人之间的这层情分，要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1933年，李聚奎担任红一师师长，杨得志后来担任红一师第一团团长。一个在师部统筹作战，一个带着全团执行任务。这层关系不是聚会场合的客套话，而是在枪林弹雨里实实在在打出来的。
1934年的三岬嶂战斗，就留下了两人直接配合的记录。李聚奎接到任务后，把杨得志叫到跟前，要求红一团抢先占领三岬嶂并坚守阵地。杨得志领命后立即返回团里部署，红一团连夜急行军抢占要点，随后顶住了敌人多次进攻，圆满完成了上级交付的任务。
真正让这段关系更有分量的，是1935年5月的大渡河。中央红军抵达安顺场一带后，李聚奎率红一师抢占渡口，随后命令杨得志组织渡河奋勇队。杨得志从部队中挑出17名勇士，乘一艘小船，在火力掩护下强渡成功，为后续部队过河创造了条件。
说到这里，有一个常被人讲混的细节必须说清楚。安顺场是17勇士乘船强渡大渡河，后来飞夺泸定桥则是红四团22名勇士攀着铁索突击，两件事前后相接，却不是同一场战斗。杨得志直接组织的，是安顺场强渡这一段。
杨得志1911年出生，参加红军后从基层一路成长起来，长征时已经承担重要指挥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抗美援朝，后来担任总参谋长。到1991年，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团长了，可在李聚奎面前，他首先记住的，仍然是三十年代红一师里的那层上下级关系。对军人来说，这种称呼背后不是形式，而是对共同战斗经历的确认。
另一边，李聚奎也没有把杨得志仅仅当成昔日部下。1993年评价《杨得志回忆录》时，他肯定书中忠于历史本来面目的材料，还写到杨得志敬重领导、关心同级、爱护部属。两位老人彼此看待对方，并不拿后来的职位高低来衡量，而是从几十年的真实相处中认识一个人。
所以说，到了晚年再见李聚奎，杨得志仍然称他“老师长”，这并不难理解。后来杨得志担任过志愿军高级指挥员、济南军区司令员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李聚奎也成为开国上将。职务变了，地位变了，可几十年前那段共同经历，没有被时间抹掉。
1991年那次聚会的故事流传很广。按照流传的说法，杨得志到场后发现李聚奎还没来，便不肯先坐下，宁愿到外面等。工作人员担心他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几次劝他进屋，他仍坚持要等老首长到了再进去。至于当天的具体气温、他站了多少分钟、饭桌上做过哪些动作，公开权威资料目前没有完整原始记录，因此不必为了故事好看再往里面添细节。
能够确定的，是两人的交情有明确史料支撑。1993年，89岁的李聚奎还在《人民日报》撰文谈《杨得志回忆录》，回忆两人从中央苏区反“围剿”时期相识，后来共同经历乌江、赤水河、大渡河和雪山。他称杨得志为“老战友”，文字里没有夸张的传奇色彩，却处处透着亲历者才写得出的熟悉。
杨得志晚年已经功勋卓著，但他看人的那把尺子，似乎没有跟着职务一起改变。在他那里，老师长还是老师长，老战友还是老战友。尊重并不等于拘泥座次，更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姿态，而是记得自己从哪里走来，也记得谁曾在最艰难的时候和自己并肩。
八十岁的人了，宁愿站在外面等，也不肯抢在老首长前面坐下。这个细节之所以打动人，不是因为它有多传奇，而是因为它真实。战场上的生死交情，几十年后依然被两位老人放在心上。职务可以变，环境可以变，但那份情义没有变。这大概就是那一代老兵最让人敬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