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底，工作人员趁着毛泽东南巡，将他的住所菊香书屋整座院落全面修缮了一番。1966年7月他返回中南海，踏进菊香书屋，看到修葺一新的房屋，心里十分不悦。此后，他再也不愿意回到住了17年的菊香书屋。


1949年进城后先住香山，后按中央安排进驻中南海，挑了丰泽园菊香书屋住下。那时的房子谈不上气派，不过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他没想着要讲究，反而让老屋保持着农家院子的样子。

住进来的这些年，屋里的墙壁旧了就旧了，院内随处是野生的草木。

工作人员时不时想把杂草拔干净，毛主席却直接制止，说：“莫拔莫拔，莫伤了无数生命。”小草对别人是杂物，对他却像土地里的庄稼，是个乡下人的天然情结。

后来，有人想在院门口多放几盆花点缀门面，他也不愿意，理由很直接：“不增摆多盆鲜花，到我这里来的人多，以后还有工人、农民来，若摆许多花，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养成虚荣风气。”院里不能因为自己当了大官，就显得太讲排场。

他心里警惕那种逐渐滋生的特权意识，怕大家跟着样学样，拉开了和普通人的距离。

这两个小细节，其实透露了主席最根本的处世原则：他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一个普通人，排斥任何让生活变得“特殊化”的做法。菊香书屋对他来说，是简单能住，没必要弄得太高级。

从进住那天起，这个四合院始终保持着原貌，1950年至1965年院里曾有过局部维修，如加建卫生间、1958年较大规模整修房顶走廊等，但毛主席总体坚持简朴、反对大兴土木。

期间有不少干部的住房已经翻修或扩建，主席还坚持一切从简，一天有饭吃、有张床铺、有阳光照进来就挺好。

菊香书屋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也没有豪华的装饰。工作人员觉得有点“不像回事”，毛主席却乐在其中，只要实用就行。这种和周边大多数高级干部生活条件形成鲜明对照。

1965年11月毛主席离京巡视，1966年上半年工作人员对其居所进行维修；他于1966年7月回京后发现焕然一新，脸色就很不好，他觉得老房子的“生活味道”全被清除了，自己熟悉的院子变成了“摆设”。

他直接决定不再住这里，迁住中南海游泳池区域，初以更衣室/小传达室作卧室书房。

有人建议重新简单修理下、或多添几样方便生活的东西，他摇摇头，说：“只要能放下床铺、桌子椅子就足够了。”条件非常简陋，屋空间很小，只勉强够住。

可是他此后长期在游泳池区域居住，虽1974年另建202别墅但仍主要住原处，直到1976年去世。

毛主席最珍惜的不是体面或者享受，而是一直警惕着权力带来生活待遇提升的“开口”，认为这一步一旦迈开，就很难再和群众站在一起。

自己要是都住上了高门大院，群众在心里怎么还会觉得你没变？哪怕是修房子的“小事”，他都要反反复复掂量，怕的是特权意识从“能不能享受”变成了“应该享受”。

这件事情，背后有四个深层影响。

第一个是，毛主席在乡村长大，比谁都熟悉底层生活。正因为如此，他在新中国初期主张土地改革、农村包围城市，一切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就是因为他彻底知道老百姓的真实想法。

第二，他一直把反腐、防止脱离群众放在心里，不光嘴上说、行动上也带头。房屋翻修后，他选择原则而不是舒心生活，这种表率，是对干部队伍作风的直接警示。

第三，他用行动坚持和最底层民众没有区别，不搞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哪怕枝叶花草、院内陈设，都要一视同仁。

最后，他在实际生活里一直坚持实事求是，不信教条、不玩花样，这种日常的简朴，体现了他治国理政的根本路子。

搬出菊香书屋这个动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却成了他人生当中保持初心、坚持底线的一个默默注脚。

真正让人敬重的，不是口号，而是愿意在吃住行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地方守住分寸。

人民念他，就是因为他先把自己摆回了群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