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邓颖超同志谈起往事，语气斩钉截铁：“恩来绝不会在毛主席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做任何事情。”这句话，轻飘飘十几个字，却像一块千钧重的碑，刻下了两位巨人之间近半个世纪的生死相托和绝对信任。
​​雨渐渐停了，窗玻璃上还挂着水珠。邓颖超放下茶杯，杯底在藤椅扶手上轻轻磕了一下。
​​记者低头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又抬起头。“那……有没有过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这话问完，邓颖超反倒轻轻笑了。怎么会没有呢？都是干革命的人，哪能事事想法都严丝合缝。她身子往椅背上靠了靠，指尖轻轻敲着桌面，说起了早年中央苏区的旧事。
1932年打赣州，那时候恩来刚到苏区不久，肩上扛着临时中央下达的进攻中心城市的任务。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毛主席站出来坚决反对。他说赣州城墙修得又高又厚，守军经营了多少年，南北还蹲着敌人的重兵，就红军当时的装备和兵力，根本啃不动这块硬骨头。可那时候会上绝大多数人都主张打，恩来最后也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
结果真打起来才知道毛主席说得对。一万多红军攻了三十三天，城没破，反倒伤亡了三千多人，红三军团还被困在了城下。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了对策，调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紧急驰援，才把被困的部队救了出来。
邓颖超说，就因为这件事，恩来后来多次跟身边工作人员反思，说自己当时对苏区实际情况摸得不透，太急于执行上级指示，没听进毛主席的劝告，是走了弯路的。

可意见有分歧，从来不是两人对着干的理由。长征路上的通道会议，博古、李德死抱着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意不放，毛主席当场拦住，说那是敌人布好的口袋，钻进去就是全军覆没。那时候恩来是“三人团”成员，手里握着军事指挥的实权，他听完毛主席的全盘分析，当场就表了态，同意红军转道贵州。后面的黎平会议、遵义会议，每到决定红军生死的关口，恩来都稳稳站在正确的一边，站在毛主席的正确主张这边。
两个人并肩走了几十年，分歧从来都是摆在桌面上的。建国后搞大跃进，后来国民经济遇到困难，毛主席提出要调整，恩来就扎进经济工作里，一条条捋顺政策，一项项落实措施。对有些具体调整的节奏和力度，两人想法不完全一样，可恩来从来都是先找到毛主席，把自己的看法原原本本说透，等决策定下来，就不折不扣去执行，半分折扣都不打。

到了文革那几年，情况就更复杂了。毛主席有毛主席的战略考量，恩来有恩来的行事分寸。就说保护老干部这件事，很多被冲击的老同志，恩来都想方设法护着。可他从来守着一条底线：毛主席没定下来要打倒的，他就尽全力保；毛主席已经拍板的事，他也绝不硬顶。
后来起用邓小平同志，毛主席的意思是让他有限度地整顿，不能否定文革；恩来心里清楚，要把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拉回来，就得全面整。就算心里的想法有出入，恩来也从来没在背后做过任何超出毛主席知情范围的安排。
邓颖超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语气又沉了下来。她说，恩来这一辈子，把党的纪律看得比什么都重。他跟毛主席，是为了同一个信仰走到一起的战友，不是什么江湖弟兄。有不同意见，当场就争，争出个结果，定了方向，就齐心协力往前冲。绝没有什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更不可能瞒着毛主席私自做任何决定。

窗外的风刮得窗沿轻轻作响，屋子里静了几秒。记者手里的笔悬在笔记本上方，半天没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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