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宋美龄和母亲去杭州玩，花了1.3万元，事后找浙江省政府报销，省主席张难先却拒绝了，还问蒋介石：“夫人的这笔开销怎么办？”

张难先把账单原样退回的第三天，宋美龄的秘书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秘书低声汇报：“夫人说，这不是钱的事。张主席这么做，下面的人会以为我们家连这点规矩都不讲了。”

蒋介石手里捏着份河南请求拨付赈灾款的电文，沉默了几秒。“钱从我特别费里出。”他最后说，“张难先那边，一个字都不许多提。”

秘书退出后，蒋介石叫来侍从室主任，让他亲自去一趟杭州。“不要声张，”他吩咐，“看看张难先日常是怎么过日子的。”

半个月后，主任回来了。他汇报得简要：张难先住在省府后院旧公房，月租从薪水里扣；夫人常提竹篮上街买菜，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做小科员；办公用的钢笔笔杆缠着胶布，说是用了八年。

蒋介石听完，只“嗯”了一声。

那年入秋，浙江沿海遭了台风。张难先连夜赶到灾区，把省里能调的物资全拨了下去。财政厅长跟在后面，小声提醒：“主席，好歹留点机动经费，万一南京来人视察……”

张难先打断他，指着眼前倒塌的房屋：“还有比他们更需要‘招待’的吗？”

话传到南京时，宋美龄正在试一件新做的旗袍。她听完，对身旁的人说：“那笔账，以后不必再提了。”

年底，蒋介石在官邸与几位要员议事。有人试探着提起浙江的事：“张难先这样不通人情，是否该挪个位置？”

蒋介石端起茶杯，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窗前，看了一会儿才开口：“他那个脾气，是把自己当清白招牌的。你硬碰，倒成全了他。”说完便转身离开了房间，没给任何指示。

次年春天，宋美龄因公务再赴杭州。依旧下榻西湖饭店，临走时，经理恭敬地递上账单请她签单。宋美龄接过看了一眼，从手包里取出钱夹，付了现钞。“不必走省里的账了。”她说。

那一万三千元，最终分三次从蒋介石的月度特别费中扣除了。张难先始终没有再问过此事。他后来调任南京监察委员，离杭那天，只拎一只旧皮箱，无人送行。

但浙江财政厅的章程，自此多了新的一条：所有接待费用，无论级别，均需详列明细，并经主管长官亲笔签字方可核销。张难先离任前批阅的最后一份文件，正是这项新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