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周总理在西花厅会见了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对方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哀求：“总理，我女婿不是汉奸，他也是共产党！”

这句话，她大概已经在心里压了很多年。

当时的陈洁如56岁，头发斑白，神情焦急。在邓颖超陪同下，她见到周恩来后，几乎没有停顿，就把最担心的事情说了出来。

为什么她会把希望寄托在这次会面上？因为陆久之的身份，几十年来一直藏在复杂的经历里，既像敌人，又像同志，连家里人都很难看清。

陆久之1902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官僚家庭，年轻时到日本留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上海落入日伪控制，他奉命进入敌伪机构，后来在汪伪控制的申报社担任资料室主任等职务。
这份工作看起来十分危险。

他穿西装，出入日伪人员活动的场合，还要和各色人物交往应酬。外人看到的，是一个在敌伪机构任职的人，家属看到的，也是一个似乎已经走向另一边的人。

可真正的任务，恰恰藏在这种表面身份下面。

据相关记载，陆久之利用职务和社会关系，为延安以及重庆方面传递日伪军事、经济情报，还曾帮助地下党人员取得通行便利，护送人员和物资通过封锁线。对隐蔽战线的人来说，公开表态并不重要，能不能把情报送出去，能不能在关键时刻保护同志，才是任务成败。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越是隐藏得深，越容易在后来被误解。

解放战争后期，陆久之又进入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汤恩伯身边，担任少将参议。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曾受命争取汤恩伯起义，多次与汤恩伯密谈，事情一度接近成功。

结果呢，蒋介石亲自到上海督战，汤恩伯的态度突然改变，原本可能出现的起义没有实现。陆久之只能撤退，后来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工作。

他的履历，从日伪机构到国民党高级将领身边，再到新中国的城市工作岗位，任何一段单独拿出来，都容易引发怀疑。把这些经历连在一起看，审查时出现误判，也就不难理解了。

1955年，陆久之因历史问题接受审查。他过去在日伪机构任职，担任过国民党少将参议，又和汤恩伯有过密切接触，这些经历被当成了重要问题。他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家人也受到牵连。

陈瑶光的生活随之陷入困难。她是陈洁如的养女，早年婚姻坎坷，后来才与陆久之结婚。丈夫被当成汉奸，她心里自然难以接受，可又拿不出足够材料证明真实情况。

陈洁如人在香港，听到女婿出事后十分焦急。但她还有一层特殊身份，蒋介石的前妻。这样的身份，让她不敢轻易同大陆联系，更不敢贸然提出要求。

转机出现在1961年。

周恩来托人带话，欢迎陈洁如回大陆看看，并保证她的安全。对陈洁如来说，这不只是一次探亲，更像是一次为女婿争取公道的机会。她为什么愿意冒险北上？因为如果连她都不替陆久之说话，可能就很难有人再把这段隐秘经历讲清楚。

西花厅里的会面，没有想象中复杂的场面。周恩来听她讲完后，让秘书记下陆久之的名字和情况，并表示，工作中有时会伤及隐蔽战线的同志，只要确实为党做过事情，组织就会查清楚。

关键不在这句安慰，而在后面的复核。

相关方面重新调查陆久之的经历，寻找当年与他联系过的老同志，让他们说明情况、提供证明。随着材料逐步补齐，陆久之抗战时期受组织派遣打入汪伪机构的经历得到证实，解放战争时期参与争取汤恩伯的任务，也有相关人员作证。

陆久之的名字，终于从错误结论中被重新捞了出来。

他后来恢复名誉，被安排到上海市文史馆工作，还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1985年，他的党籍正式恢复，党龄从1926年算起。

这件事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陈洁如1961年见到周恩来，并不意味着陆久之马上就完成平反。会面只是让案件重新进入核查程序，真正改变结论，还要靠档案、证人和组织调查。

对于隐蔽战线人员来说，身份越特殊，留下的公开材料往往越少，调查也就越不能只凭一份履历下结论。
类似的情况，在革命年代并不罕见。

钱壮飞曾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工作，1931年获取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后，设法通知中共中央，帮助组织及时转移。沈安娜长期在国民党机关担任速记员，也曾利用接近会议核心的机会传递重要信息。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公开身份和真实任务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伪装。

但隐蔽工作不是只要进入敌方机构就算完成任务，能否保持联系，能否把情报交出去，能否经受住长期审查，都需要具体证据。陆久之后来能够恢复名誉，靠的正是这些被重新找到的人证和经历细节。

陈洁如在西花厅只住了几天，周恩来和邓颖超陪她吃过两次便饭。饭桌上谈得更多是上海旧事和她在香港的生活，没有铺陈过多，也没有刻意渲染气氛。

分别时，她已经不像刚进门那样焦虑。

1971年，陈洁如在香港病逝。她直到晚年，仍然牵挂着养女一家。陆久之后来活到百余岁，2008年在上海去世，晚年谈起那次西花厅会面，仍对周恩来心怀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