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并不是通过作品的数量堆积起来的，而是依靠作品的引用率和影响力奠定下来的。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但是他的作品在现代汉语文学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单在创作产量上比较的话，鲁迅在同时代的作家当中排不到前列。沈从文、茅盾、巴金、老舍，随便一个人的长篇小说总字数都要比他多。但是翻开现在的语文教材、文学史，鲁迅相关内容所占的篇幅比后面几位加起来还要多。差距不在于作家的创作数量上，而是在于文学教育体系之中。

先算一下他的小说总量，一共三部小说集。《呐喊》14 篇、《彷徨》11 篇、《故事新编》8 篇，再加上早年写的文言小说《怀旧》，总共 34 篇。唯一的一篇中篇是《阿 Q 正传》，大约 3.3 万字，1921 年 12 月到 1922 年 2 月连载在北京《晨报副刊》上，署名 “巴人”。第一章发在了“开心话”栏目里，之后又移到了“新文艺”栏目。1925年11月写完《离婚》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写过现实题材的小说。

34 篇小说、没有一部长篇小说，这是很多人讨论的起点。

但这些短篇、中篇的实际影响力，远超过同等篇幅的作品。《阿 Q 正传》被收录到企鹅经典文库中；BBC 进行过“影响世界文学名著”的评选，中国的三部作品入选，《三国演义》、《水浒传》、《阿 Q 正传》。整个榜单几乎全是长篇巨制，只有《阿 Q 正传》是三万字左右的中篇。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 1926 年读完之后评价说：“这部讽刺写实作品是世界性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 Q，我永远忘不了阿 Q 那副苦恼的面孔。”

这就是鲁迅作品的特点，篇幅不长，但是分量很重。

真正让他稳坐现代文学头把交椅的，是文学史与语文教育的制度性定位。

看文学史教材的目录就很明显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巴金、老舍、曹禺三个人合为一章；而到了钱理群等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巴金、老舍、曹禺各自单独成章，和郭沫若、茅盾地位平等。但是在这两套教材中，鲁迅都独占两章。几代人的文学史教科书里，只有他一个人享有这样的待遇。

钱理群说，鲁迅的作品是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最高典范。他还打过这样的比方，英国有莎士比亚，俄国有托尔斯泰，德国有歌德，中国有鲁迅。该说法并不严谨，但它能广泛流传，说明鲁迅已经不只是一位“优秀作家”，而成了“民族文化坐标”。

刘半农曾经送给他一副对联，上面写着：“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托”是托尔斯泰，“尼”是尼采。鲁迅基本上同意这样的评价，说明他对自己的创作方向很了解——拼的是思想深度，而不是篇幅长短。

举个例子，《藤野先生》里写他拿回讲义：“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三句话白描，藤野先生认真负责的形象就留传了近百年。他没直接写 “我很感动”，只写红笔改到 “文法的错误” 这件小事。

这就是他写作的长处，不需长篇累牍地叙述，短短几句就足够有力量。

1936年10月19日早晨五点二十五分，鲁迅在上海去世，享年五十五岁。10月22日出殡的时候，有上万人自发前来送别，灵柩上面有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抬棺的人当中就有巴金、胡风、萧军。送葬的人群中，有学生、工人，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

一个没有写过长篇小说的作家，葬礼有这样的规模，这份认可不是文坛给的，而是时代和读者给的。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他不写长篇的原因，是他的创作目标不需要用长篇来完成。他所做的并不是讲故事，而是把现代汉语打磨成可以承载深刻思想的工具。这件事，34 篇小说加起来再加上十几部杂文集，就足够了。

而且这份“足够”被后来的语文教育不断地加强。大家都背过他的课文，分析过他的句子，在考试中解释过“横眉冷对千夫指”。一想到现代文学就会想到鲁迅，这是因为你最早、最经常接触到的现代作家就是他。

补充说明，1936年10月17日，鲁迅还在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是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没有完成。10月18日他在日记中又记录了自己体温、气喘的情况。10月19日凌晨人就走了。不是因为写不动了才停笔，而是手里拿着笔，人却不在了。